发昏当不了死，天京城陷后十年，他在福建想投清营当兵，为人认出被擒。清朝闽浙总督李鹤年把他在福州凌迟处死。（详情见附件《李鹤年奏稿》）
兔死狐狗竟未烹——湘军系的“好”结局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自筹饷，自练兵，使这支处于半独立的军事团体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立下不世之功。
依理讲，曾氏集团的下场无外乎两种：第一，功高震主，兔死狗烹，被清廷上下联手干掉；第二，曾氏可仿“陈桥兵变”，在南京振臂一呼，提兵北上，由臣而君，取代清朝，恢复汉人政权，那样一来曾国藩最起码可当个“隋文帝”。
两者选其一，人生大博弈，但拿捏不好，皆是灭族亡宗的大险大恶。还好，饱读诗书的曾国藩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以罕见的退让和耐心，终于化解清廷疑忌，得以避免了清末满汉阶层之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后，当天即发“八百里”快报向朝廷报捷。殊不料，清廷一盆冷水浇下，指责曾国荃大事粗定就擅自回营，语气严厉地表示说，如果天京有漏网的“逆首”逃出，定拿曾国荃是问。由此一来，曾国藩只得本人亲自重新上报“天京大捷”的胜报，而且还得让满洲贵族官文领衔分功。
慈禧虽为一妇人，阴毒过人，她竟然置咸丰帝所讲过的“攻克南京者授王爵”的许诺于不顾，仅仅赏赐曾国藩一等侯爵（连公爵也不给），可谓寡恩至极。
为了打击曾氏兄弟骤胜而骄的气焰，清廷大玩心理战，下诏严查天京金宝的下落与幼天王下落，并声称要追究李秀成、幼天王等人脱逃的罪名。为此，曾国荃等湘军将领气急败坏，不少人齐聚曾国荃大营，欲逼主帅效“陈桥故事”拥曾国藩为帝。
清廷虽然用兵对内对外都不在行，玩政治非常在行。对于湘军可能的背叛，他们早已有所准备，故而当湘军最后关头与太平军浴血死战时，僧格林沁、官文等满蒙大员早得密旨，伺窥于天京左右，准备时刻消灭这支得胜而疲的湘军。
曾国藩本人理学名臣，皇帝瘾不浓，而且熟读史书的他肯定深知北上争帝的风险太大，弄不好变成吴三桂，太过不值。
深思熟虑之后，他马上自动撤裁了数万湘勇回籍，自剪羽翼给清廷看，以示无篡上贰心。同时，他又作姿态停解外省厘金，从经济上表态自己绝无拥兵护财自固自肥之意。当然，曾国藩也要安抚把脑袋掖在腰带上死拼多年的湘军子弟，他对天京金宝的下落来个死不认账，死活不承认太平天国有“窑金”。
曾国荃等人皆不是有远大谋略的政治家，其实都是些打仗为金钱的财迷军头。清廷很知趣，见逼曾国藩裁军辞饷的目的达到，果然不再追问天京金宝下落。由此，曾国荃等人破釜沉舟的造反之心，一下子散入九天之外。
不久，没经曾国荃本人同意，曾国藩擅自上专折，“代替”老弟请求“回籍养病”，更让清廷完全放下一颗心。
综观曾国藩一生，性格方面也有个由刚而柔的变化过程。咸丰元年，曾国藩主动上章批评皇帝，惹得咸丰帝大怒，几欲加罪于他。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昌得大功，清帝收回任他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曾国藩愤懑欲狂。延至咸丰七年，曾国藩大闹“情绪”，先是不待诏而回家奔丧，而后又在守制之时主动向朝廷要江西巡抚官职，大掉“理学大师”的份儿，致使左宗棠等人对他大肆抨击。舆论抨击下，老曾惊愧成病，从此得上神经衰弱，几乎整夜睡不着觉。
也恰恰从彼时起，曾国藩幡然改悟，从刚愎逼人一变为圆融通达，对上对下日益恭谨，逐渐锻炼成官场上罕见的老油条，且果然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次又一次以退为进，终未成为“权臣”而遭族诛之报。
太平天国兴起以来，内忧外患之中，清廷中庶族地主与满蒙权贵派之间一直勾心斗角，内斗不止。庶族地主派以林则徐、张亮基、吴文镕、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满蒙权贵派以胜保、僧格林沁、官文、崇纶等人为代表。庶族派属实干类型，不少人急功近利，很想有番作为。权贵派恃于出身，骄横跋扈，对汉人心怀猜防。双方倾轧中，前期权贵派一直得势，比如吴文镕之死（被崇纶逼出城），曾国藩之抑，左宗棠之被逮（差点被官文以“恶幕”罪名杀头），袁甲三被斥（胜保大力排挤），唐巡方被黜（僧格林沁秘密派富明阿参劾这位安徽的汉人巡抚），无不显示出权贵派力量的嚣张。胡林翼所以能守于湖北巡抚之任，如果不委曲求全奉迎时任湖广总督的满人官文，按月奉大把银两当例来“孝敬”，想必他也在任不能长久。
好在满蒙权贵派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比如咸丰帝宠臣肃顺明里暗里一直帮衬汉人庶族派。随着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延续，清廷高层深刻意识到汉人庶族派的重要性。即使到了慈禧妇人当政的时代，仍旧大力依靠这些人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虽然处处被辖制、防范，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大权逐渐为领兵作战的湘军、淮军将领所得。这些昔日耕田平居的读书汉，正因太平军的勃然而兴，才有机会跨马持枪赴江南，十余年间不少人步步高升，因战功而跃升为封疆大吏。
当然，慈禧妇人，临政初期很有政治手腕。如果她在天京陷落后即卸磨杀驴，逼得湘军与朝内外汉人庶族派走投无路，这些人没准狗急跳墙，曾国藩可能提前几十年上演袁世凯式的“逼宫”大战。清朝最后之亡，究其实也，亡就亡在摄政王载沣乃一短视王公，死力排斥袁世凯，终致覆国之后果。
千万军民颈中血，染得湘军顶戴红。
附一：干王洪仁玕自述与诗句
（说明：洪仁玕供词，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实藏七件。他被俘后，先在席宝田军营有一件“问供”，一件“亲供”。被解送到江西首府南昌后，在南昌府有三件“问供”。随后由沈葆桢提讯，有一次供词。这六件文献中，在席宝田营的“亲供”，原题签“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是据原亲书、供词的抄件。
除以上六件外，还有一件亲笔书写的供词。亲供原稿自称“本藩”，提到天王、幼天王、主、上帝等处，都空格或提行出格，显露了他本人站在敌国大臣立场桀骜不屈。这是今天唯一存有原稿的洪仁玕亲书供词。仔细研究洪仁玕供词，对太平天国初期起因，他本人与洪秀全亲属关系以及他到天京后的太平天国政局研究，可起到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南昌府之亲书供词
本藩洪仁玕承列位鞫问起义至今一切情由，姑举大略复问。恭维本藩自幼读书至廿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习经史天文历数，遍游各洋避祸。实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义，各宪严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游广西，到浔州蒙圩，寓于古城侯姓之家四十余日，不能追随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游香港，授书夷牧。甲寅游上海，洋人不肯送予进南京，其上海城内红兵不信予为天王之弟，乃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是冬返回香港，仍习天文，授教夷牧。坐火轮船四日到港，吟诗一律：“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四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一连四年在香港。己末年，洋人助路费百金，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蔡康业营。
八月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弃行李一空。由饶到湖北黄梅县，知县覃瀚元请予医其侄头风之症，得有谢金，在龙坪办货物下江南，于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义爵加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予因初到，恐将心不服，屡辞，未蒙恩准。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殊我主恩加叠叠，念予自少苦志求名，故不避亲贵，特加殊封。
予自受命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辛酉年出师徽浙，催兵解安省之困。四月交兵数万与英王，统往黄州、德安一路；因与忠王会剿失约，章王在桐城败绩，遂致安省不能保，而北岸陆续失陷。予因众军将机错用，日夜忧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议苏杭归忠王（按：以上五字被勾去，但可看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粮不力，众只留为实自之用，遂致敌人买通洋鬼，攻破苏、杭、丹、常等郡县，京粮益缺，而京困益无所恃。殊我主于癸亥年恩锡顾命，嘱扶我幼天王，予于此时三呼万岁后，不胜惶恐流涕，恐负圣命遗托。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京内人心望援不至，本欲弃城，而李鸿章揣知其意，于六月轰开京垣而入。我幼天王与大臣忠王等万有余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广德州，君臣大会，悲喜交集。因湖州军（粮）乏军单，恐难建都立业，故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康王，再往湖北会翼王、扶王等大队。殊至……闻……又至……（按：删节号处，原有删略点而未写字），又，予因前承诏旨顾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叹予在石城，隶也实不力，黑夜惊营，君臣失散，此诚予之大罪，故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于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北，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