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寻租者”，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二是派记者到福建等地实地采访，采访当地市民官员等，但是往往被官员拒绝。当然，记者要在各种传言中做出选择，把大量的谣言淘汰掉。我们的记者会到一些偏远的城镇，做一些长篇的现实性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力求反映中国的真相，和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符合的。因此，我们的报道不仅仅停留在腐败问题上。
政府如果大规模地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短缺经济国家，像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日本……腐败问题是难以铲除的。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经济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约。例如印尼、尼日利亚、韩国等都在最腐败国家之列。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很低，缺乏发展前景也容易滋生腐败。
新华社记者：香港回归前后，《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关系很令人感兴趣，比如同一天的报纸用一整版报道祝贺北京申奥，另一个版又报道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有消息说前任中国版的主编威利离任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由于香港地位的变化，《南华早报》有什么改变？
罗伯特：我想你把新闻和广告给混淆了，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一版是经营报纸的财团的广告，而另一版的则是新闻。如果由我个人来处理，我不会刊登这类广告。我们报道很多方面的新闻，并不是刻意报道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有责任报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中国新闻版主编威利的离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认为他最好要完全离任。他原来是我们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且负责中国版的编辑，指导在中国报道的记者。但是，他在指导记者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准备另外派人负责中国地区的新闻采访。在他任职的3年里，他都没有和负责采访中国的记者联络过。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专栏，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威利不同意这个安排，最后还是决定到CN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