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六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示威，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0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本来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黑衣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国务院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
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
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革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