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降了，那更是惨了。如果晋官像晋升学位一样，凭学问，凭真本事，倒也罢了。可气的是，晋官不全凭这些。随着不正之风的蔓延，官道在一些地方变得很不干净。辛哲仁既痛恨那些污秽的东西，也惧怕那些污秽的东西。他认为，解决那样严重而广泛的问题，需要积蓄力量，需要万众的觉醒，也需要扭转乾坤的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本，他一方面痛斥不正之风，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他看到跟他一起当地委书记的人，甚道比他晚了好几年的人，都提到省里甚至中央去了，而自己还是原地未动，心里很是不平，很是感到脸上无光。为了能够升迁，他虽做不出夸大成绩报假喜、肉麻地吹捧领导、送礼那一套，但特别注意研究官道上的复杂关系。总怕弄不好影响了自己。总想绕开一些障碍，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弄得他很累，很憋气。眼看着太城县有问题，却不敢大刀阔斧地去干。栗宝山好容易在那里打开一点局面，他也不能及时地给予支持。不但不能支持，上边的一个电话，他立刻得派人去批评，去纠正。这算是什么事呢？在杨鹤鸣走了以后，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几下桌子。好像在捶打这个难弄的世道，也好像在捶打他那负疚的灵魂。接着，他一会担心他的意见落实以后，太城会不会出现不利的局势，一会又担心栗宝山会不会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接受，他就没法向上边交待。
于是乎，后一个担心成了他主要的担心。当杨鹤鸣返回来，告诉他栗宝山接受了，一切都很顺利时，他却对这顺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但高兴不起来，而且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眼睛呆呆地看着前面，就好像已经看到了太城出现的不利局势一样。晚上，他回到家里，没有吃饭，早早把自己关到屋里去睡觉。实际他那里能睡得着呢？栗宝山和张言堂找到杨鹤鸣家里申述不能纠掉银俊雅县长助理的理由，他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杨鹤鸣没有对他讲。杨鹤鸣只能落实他的意见，不会向他讲困难，更不会把矛盾上交。杨鹤鸣宁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会给辛哲仁添麻烦。杨鹤鸣就是这样的人。这天晚上，辛哲仁一夜没有合眼。
尽管一夜没有睡，今天早晨他还是第一个到了机关。就像拉惯了磨的驴，一进了磨道就转个不停，又批文件，又看材料。十点钟，公务员送来了报纸。他一手打电话，一手翻开报纸来看。《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的那篇文章，立时使他双目惊亮。他赶快放下电话，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了。这一看，又是兴奋，又是着急后悔。像这样大块头高评价的典型经验文章上《人民日报》，在他这个地区还是第一次，在全省也不多见。不用说，很快会引起省委的重视，在全国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许多人前来参观学习。不仅太城县，他这个地区，乃至全省的知名度都要一下子提高了。这不但可以成为他升迁的重要筹码，而且可以成为省领导升迁的重要筹码。那个下指示批评的省领导，看了报也会后悔，也会马上改变态度的。让他着急侮恨的是，他竟然做了那违心的决定，而且已由杨鹤鸣捅下去了“这该怎么办呢？”他在办公室里十分着急地想。“不管怎么样，都应当纠正，应当立即行动。”他接着想。他觉得所好的是，是由杨鹤鸣单独出面去谈的，他没有直接出面，他还能争取主动。只是有点对不起老部长了。但他知道老部长理解他，会主动承担责任的。因此，他便给杨鹤鸣打了那个电话。
打完电话，他开始考虑进一步的补救工作。他认为，眼下需要做的工作在三个地方，一是太城，二是省里，三是北京。太城的事已交给杨鹤鸣去办了，他可以缓两天再去，不必着急。省里的事应当抓紧。原来打算过两天去省汇报落实电话指示的情况，现在用不着汇报这个了，应赶快到省找主要领导汇报太城进行改革的尝试和成果。北京也应当快点去，去支持黄福瑞、银俊雅在北京的招商引资。掂量来掂量去，他觉得还是先去北京为好。
正在这个时候，地区政法委书记郝万超敲门进来了。郝万超行色匆匆，一脸紧张，进门后把门关严，走到辛哲仁跟前汇报说：“刚接到太城县政法委电话报告说，太城县那天晚上出的大字报案件破获了，案犯是黄福瑞县长的儿子黄顺德。还说，黄顺德交代，他是受他父亲指使的。”
辛哲仁听完汇报，刚感轻松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问：
“有证据吗？”
郝万超回答说：“他们在电话里说，证据确凿。详细情况，我还说不上来。”
以辛哲仁对黄福瑞的了解，他认为黄福瑞支持儿子干这事的可能性不大。可人家说证据确凿，他不敢完全断定。他想，这很可能还是那帮人策划的一个阴谋。考虑到太城的复杂背景，他只能作出原则的指示说：“太城发生的大字报案件，背景很复杂，一定要广泛深入地调查，反复地进行核实，要重证据，千万不能轻信口供。尤其案件涉及到黄福瑞县长，更要慎之又慎。当然，是他，他跑不了。不是他，也绝给他安不上。你们本着这个精神，先做做工作，尔后再详细汇报。在没有完全定案以前，尽可能保密，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黄福瑞还是太城县的县长，他现在正在北京招商引资，如果不注意，会影响太城的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郝万起回答：“我明白。”
送走郝万起之后，辛哲仁陷入了沉思。
十八、引资
赴京引资招商的一干人，除银俊雅而外，全部心谤腹诽。县长黄福瑞虽是带队的，但他心里装满了愤懑，根本就没有引资招商的心思。常委扩大会议他是强忍着性子才那样坚持下来的。他很气愤那个半路上杀出来的郭莉记者。郭莉说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里响着，什么太城要发展变化必须提拔重用银俊雅，什么进京引资招商要获得成功非银俊雅去莫属，什么只有任了县长助理才好发挥银俊雅的作用，等等。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个愤怒的声音喊着：“难道银俊雅是救世主？难道离了银俊雅地球就不转了。难道我这县长是白痴？全县的干部都是窝囊废？”更让他气愤的是，栗宝山竟然同意郭莉的意见，甚至不顾常委们的婉言反对，拍板叫银使雅当了县长助理。如果是给别的人当助理倒还罢了，偏偏是安插在他的身边给他当助理，这不是把矛盾集中到他的身上。让他难堪，叫他为难，拿他当猴耍吗？不是存心要毁了他吗？离家时老婆子那一场丢人现眼的哭闹，就像是一个厄运的前兆似的，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路上，他想的都是这些，哪里还有心思想引资招商呢？计经委主任和工业局局长都是贾大亮一伙的亲信，他们当然不买栗宝山的帐．更不把银俊雅放在眼里．让他们在银俊雅的领导下去引资招商，使他们感到一百个不舒服。他们希望的是银俊雅扫兴而归，根本不想帮她做什么工作。作为贾大亮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财政局局长路明，行前接受了破坏引资招商的任务，他想的是什么，更不用说了。
银俊雅的头脑很清醒，她知道同来的这几个人都对他抱着抵触的情绪，不会跟她齐心一致地努力。同时，她也明白，此次赴京引资招商，关系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因此，她的压力很大。为了做争取工作，她拉上郭莉记者，有意挤到黄福瑞的车上，试图一路上通过交谈，融洽感情，消除障碍，使他这个带队的能够以事业为重，尽职尽责。想不到她的良好用心等于白费。黄福瑞自从一上了车就拉着个长脸坐在前面，一付很不高兴的样子。不管银俊雅说什么，他都不予理睬。甚至问他什么，他也只哼哈一下，二不肯接谈，到后来，他干脆假装睡觉了。
郭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紧紧握住银俊雅的手，用含泪的眼睛安慰和鼓励着银俊雅。她对银俊雅说，她回到北京抓紧完成手上的稿子，腾出时间来一定帮她跑引资招商。
她叫银俊雅先跑跑农总行，那里有低息扶贫款可以争取。她还把有关处长、司长和行长的住址及电话告诉了银俊雅。
到北京已经天黑了，郭莉等记者都回家赶稿子去了。银俊雅向黄福瑞建议住到海淀区那边去。因为农行的几个领导都住在那一带，她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他们家里去找一找。黄福瑞听而不闻，未置可否。开车的司机也好像有意跟银俊雅过不去，竟自作主张拐进南三环洋桥协近的一家旅馆，让银俊雅干生气没有办法。
到旅馆登记房子，他们要黄福瑞住单间，黄福瑞死活不干。以往外出，黄福瑞从来都是住单间的，这早已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再说，去的八个人，除了银俊雅，正好剩下七个男的，包四间房，总有一间房是一个人住。可黄福瑞就是不肯一个人住。主任局长明知道为什么，却硬是要那样安排。直到黄福瑞瞪起眼睛，他们才窃笑着让了步。后来又是一个主任两个局长来回推。末了是财政局的司机说：“行了行了，我住单间吧，我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呢。”站在旁边的银俊雅，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为了大局，为了事业，她咬着牙忍受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要了酒，嘻嘻哈哈地喝起来。银俊雅本不会喝酒，但为了改变跟他们之间的别扭气氛，也端起酒杯喝了两杯。她主动给他们斟酒。他们却没有人给她斟酒。别的人敬黄福瑞酒，黄福瑞都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