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曾把官哥抱得高高的让他吃惊，最后更训练猫儿雪狮子去抓小孩，终于有一天有机会把官哥挝伤而且唬吓坏了。以后呢，小儿科太医、刘婆子、钱痰火等人的医术巫术一齐来，又烧艾火来烫，小孩儿便送了命。李瓶儿伤心得发了狂，家人扛尸首出去埋时，她不答应，哭着叫吴月娘出面干涉：“大妈妈，你伸手摸摸，他身上还热的！”可是那时一屋里乱哄哄的，除了李瓶儿似乎没有谁特别介意。西门庆初时很暴躁，他问知是雪狮子抓了小孩，气冲冲的跑去把猫摔死在石阶上；但摔死了猫儿，好象气也出了，也没有再怎样追究，还怪瓶儿伤心得太过分。
我们说过，这个富室宠妾所出的长子，理应是幸福得很。作者起初也似乎鼓励我们朝这边想去，他叙述这孩子生下来时是个“满抱的孩儿”，满月之时“面白唇红，甚是富态”。应伯爵奉承着说他将来一定有纱帽戴，于是取名“官哥”。我们要读很久，直至看见吴道官给他一个外名叫做“吴应元”，才可能依照谐声（“无因缘”？）而猜到他会有不幸的命运。
拿小孩子来说成年人——马克吐温的男孩、狄更斯的男孩女孩、《战争与和平》中窥看库图索夫元帅在农舍里举行军事会议的小村女——是西洋小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发展出来的伎俩。官哥的故事并没有这种技术意识，故事是东一句西一句，散散漫漫地讲成的；我们叫官哥做小说中“人物”，是很广义的叫法，广得略如人家说巴黎等欧洲都会是詹姆士小说中“人物”那个意思。不过，从本节的总结看，这婴孩在作者心中是个很不简单、很不含糊的构想。契诃夫就会拿一个很长的短篇小说，讲一对上流社会里的时髦夫妇怎样款待客人，怎样各别在欲望与疑虑中整整闹了一天，把妻子腹中的胎闹下来为止；《金瓶梅》的作者不这样讲故事，但他的故事不是一样的吗？他与契诃夫看表里不一的眼光是一样的。
IRONY（暂时就音译为“艾朗尼”吧）的概念（八），反映出观者了悟到大千世界中人生万象，有很复杂矛盾的性质。拿这概念作为一种尺度，以衡量作家是否成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学批评少用这概念，有人以为看内外不一与意义相歧的眼光是西欧文学的特色，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我们在前头分析《金瓶梅》，已经反证出这种错误。中国诗歌里也常可见到艾朗尼，而且过去的读者虽不用这辞来解说，却一样能欣赏。比方元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若不是有着一个丝毫不寥落的背景——都护府遍设到中亚的天可汗玄宗明皇帝、骄横奢侈而正当盛年的贵妃、渔阳叛将的鼙鼓声、马嵬坡的泥土——味道就少得太多了。滕王阁是古迹，“阁中帝子”早已成了灰土，没有什么好说，可是槛外的长江依旧，而高阁的本身也还宏丽如昔，起码还有“画栋如飞南浦云，珠帘夕卷西山雨”的气概，这就使人要动情绪。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其间对自然与人事之不同所感的惊愕，是很明显的。再如以“长门”、“永巷”为题材的宫词，诗中主角是失宠女子，心境落寞悲苦，然而环境却往往不是凄凉肃杀得适足写照的——不是衣衫褴褛站立在残垣荆榛之间，甚至未必是在冷清清的楼台之内，对着满园秋草流萤——而会是舒适华美，甚至豪奢，满眼都是水晶帘、鸳鸯枕、画屏与金鹧鸪，季节则是春天，或者暮春初夏，早已盛放的花朵开始落瓣，日光暖洋洋的，黄莺也唱倦了。大抵在文字与情感两方面都自觉应付裕如之时，作家就会开始用观看艾朗尼的目光来写作。
中国小说方面，这种目光确是不多见。这似是中国小说艺术比较不发达的证据之一。我们手中的《金瓶梅》因此显得非常的突出。这本十六世纪的早期作品，本身是头一本非讲史演义、毫无依傍的小说，好象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雅典娜，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甲胄齐备的了。我们称作者为不世出的天才，这是一点原因。
德行：吴月娘与武松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谈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小说的重要意思。我们且从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说起。
西门庆宅里，上上下下，没有什么可钦足式的人物。服侍西门庆的人群中，那批帮闲汉道德卑下，不待再说；帮他做生意的，贲第传和韩道国竞相纵容妻子与他通奸来取利，韩道国的妻弟王经也陪他睡觉，后来他死了，他们与崔本、甘润、来保、来旺等，各各抢骗他孤儿寡妇的钱财。再下一层的仆婢，年少新进门的，例如歌童春鸿，还比较天真单纯；服役久的就少有好人了。象“嬉游蝴蝶巷”的玳安就很坏。有个佼仆叫琴童，很早就与潘金莲私通；有个书童，与月娘婢女玉箫苟合，后来给潘金莲撞破了，书童惧而拐款私逃，玉箫则只好乖乖地做金莲工具，替她打探情报。这玉箫早就会跑来跑去助西门庆与人通奸，曾劝过宋惠莲要依从主人的欲心，不可强项而致吃苦头。《金瓶梅》里的仆婢好象费尔丁写出来那些，是实写的人物，没有美化过的。他们并不特别坏——起码不比他们的主人家坏；但既出于那唯利是亲的污泥，也不能不有所染。
西门庆的妻妾，平均来说，只是在穿戴食用方面比那些下人高。潘金莲的品德不必说了，她差不多是中国小说中最邪恶的女人。李娇儿是勾栏出身，后来自自然然回到李家院子里；孙雪娥是厨下婢，心眼小，却又会和来旺通奸，最后给人卖到青楼去。李瓶儿是抛弃亲夫的通奸妇人；孟玉楼再醮到西门家，后来三醮归了李衙内。作者给西门庆找来这么多败德妇女，也可说费了些苦心；只在西门的正室吴月娘身上，他似乎算是让一步。
但是多大的一步呢？吴月娘的德行值得打多少分数，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康熙年间的“张竹坡本”里，评书的张竹坡对月娘批评得非常苛刻。他在书头的总评以及书内各处的眉批夹批里，不住攻击月娘，遇有涉及钱财的事就指责她贪婪小气，见她与人争执便骂她愚顽或奸诈，等到西门庆做坏事时，又怪她纵容丈夫。张竹坡力言作者对月娘深为不满，并且在书中字里行间有很微妙的指斥。张氏看来显然深受金圣叹评《水浒》的影响，他对吴月娘的看法，与金圣叹对宋江一模一样。依他的看法，《金瓶梅》中最坏的人不是别个，正是这“奸诈”的吴月娘。
我们拿小说来仔细地看，发觉张竹坡太夸张了，辞不了偏颇之名。吴月娘肯定不是没有缺点，可是她明白是很想做好，并以贤妻良母自勉的；说她奸诈，她一定会指天誓日否认。依作者的写法，她确实是比较良善，待人较为宽厚，有同情心，而且有道德勇气。比方拿她与孟玉楼相比，玉楼嫁了西门后行为也还规矩，但处处表现出是个自了汉，不肯做为人吃亏的事；月娘则有担当得多。还有最要紧的一点理由，就是这小说需要个有德向善的人来支撑。作者爱把人性中的欲念与其他缺陷戏剧化，把潜在的倾向演成实在的事件，所以全书人欲横流；但是书写到这境地时，若再没有一些向善的“正面人物”，就不能够产生善恶冲突来表现价值。假使连月娘心里也没有道德观念与力量，西门家败之时，在小说内外都引不起痛苦与同情的了。
不过，张竹坡看出作者对月娘有微词，却很正确。在作者的构想中，月娘是有德，但她的德行并不是那么难能而可贵。她在家庭之内和社会上的地位，会驱使她进德。我们看见西门庆死后众妾都散了，独有她肯守节，但是事实上她守节比她们守节的好处要多得多，因为她管理和操纵着家产，而且只有她凭着大妇的身分有可能受到朝廷旌表，众妾都不能有此奢望。对着李瓶儿生的儿子小官哥，潘金莲是恨得不得了，她却很爱护，显得比金莲仁厚得不知多少。当然，她天性可能很温良，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但我们须知，官哥若他日长成挣得功名，金莲是一点光也沾不着的，而她（月娘）身为大母，得封诰还会在官哥生母瓶儿之先——这一点，瓶儿在盼望她善待官哥时，已明白说了出来。再如她夜间私祷，许愿祈求家宅兴旺，不但感动了无意窥见秘密的西门庆，也感动了日后的曹雪芹，因之《红楼梦》里的贾太君也来一次夜祷许愿；这样的行动当然表现出责任感，可是若视之为一件于己有害无利的绝对道德行动，那也还是太简单一点。总言之，若有人说月娘的道德力量还未及那位人尽可夫的宋惠莲，作者未必不同意。
月娘性格上的主要缺憾，是自以为是。她不仅以贤良自勉，还很以之自许自豪；张竹坡说她奸诈，虽云过当，但自以为是的人所免不了的伪善，她亦不能免。《金瓶梅》里的女人都爱骂人，不过是背地里骂的多，月娘骂人却是当面骂的，是理直气壮的骂。她天生本不聪明，加上对自己的德行有这信心，于是常表现出所谓“愚而好自用”，问题不甚会解决，而不住与人吵嘴生气，或是中人家圈套。潘金莲初进门时骗得她团团转，后来与她冲突，气得她手臂都麻了。李桂姐只比她小几岁，见西门庆做了官，就来拜她为娘，她高高兴兴接受，于是放一个妓女进门来接近自己放荡的丈夫。没有什么中国小说写人之自以为是写得这么好。
月娘之不敏，是作者一点重要的意思。作者用了不少笔墨写她处处不如人：不如潘金莲，不如李桂姐，不如庞春梅，甚而不如别的普通妓女仆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