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儿还是应接不暇，广交会展销的商品、国家送给外宾的礼品都要提前两三年预订。
“价格是贵一点，但是从我这里出窑的东西，从器型到分量，都可以保证与样器分毫不差，比官窑还官窑！”李老板自豪地说。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第五章 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 复活的“官窑”（3）
李老板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的文物卖。但是他还是透露了一样秘密，说现在有的私窑被香港和台湾的老板买下来，根据市场行情投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值钱瓷器，并规定每个窑口一年只能做几件，而且只能给窑厂老板发货，不许外卖。
过后，我又向李老板的外甥打听此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一向有问必答的小伙子对这个问题也忌讳，拐着弯儿说：“这么跟你讲吧，像我舅舅这种窑口烧制的高仿品，100%能通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定，打进一般地市县博物馆都是抢手货，有的还被人卖给了省级博物馆。即便是非常挑剔的港台客商，也从来没发生过退货。不过，我舅舅他自己从来不做这种事，他卖货给别人的时候都讲得清清楚楚是高仿瓷艺品。”
“虽说这里出去的瓷器都是仿造传世品，不用太过做旧，但是它们的火光又是怎么去掉的呢？并没见到酸咬过的痕迹？”我很疑惑。这“火光”是指新烧造出来的瓷器表面一层刺眼的光亮，过去曾是仿造传世瓷器者的一道死穴，因为对付它的唯一手段就是直接用酸泡，或者用超细的砂子去打磨。但是这样做只要稍有常识的买家都能识破，因为酸咬过的瓷器会失去釉面的光泽，而砂纸打磨过的瓷器在放大镜下面则可以发现很规则的平行线条。
“看来你真老土啦！现在还有谁去用酸咬、用砂纸打？”小伙子笑话我说。
“怎么做旧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呀？好比一个再好的演员，就说唐国强饰演毛泽东吧，化妆得再好、演得再像，你能看不出他是唐国强吗，还真的把他当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突然想起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对我说过的话，便以此反驳小伙子的狂妄。
“你还别不信，这里仿制的官窑瓷器，神仙都破不了阵！”
瞧着小伙子的自信，我隐约感觉到还有该看的地方没看到，便激将道：“你就吹吧，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就算你吹到天上去，也没人相信你就是上帝！”
这一招还真奏效，小伙子果然给激得嗷嗷叫：“你还不信？看来我非得让你去见识见识！”
“还见识见识，见识你吹牛就够了！”
这一下小伙子坐不住了：“你等着！”蹬、蹬、蹬跑进隔壁他舅舅的办公室。
隔着玻璃我看见小伙子跟他舅舅磨了半天牙，估计是他舅舅不同意我去他们的核心机密车间参观。好一阵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当舅舅的让步了。小伙子又蹬、蹬、蹬跑回来，怒气未消地说：“走吧，我硬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这次参观可谓是让我大开眼界，出于信用原因，我不方便详细披露这个现代“官窑”的核心机密，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一些热衷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收藏的朋友们，赶紧歇菜，别指望捡这种漏，这三朝官窑瓷器就算是出现在正规拍卖场上，也要三思而行，因为目前的鉴定手段，无论是专家的“眼学”，还是仪器的科学测试，都无法攻克这里的城池。道理很简单，高端电脑软件 + 精密物理化学仪器 + 无痕迹做旧设备，目前你用什么招数能够与之抗衡？
在李老板的窑厂，我还目睹了一场交易：一位台湾来的古玩商拿来一只清代雍正绿地堆花鸟纹六角瓶，以每只28万元人民币的买价要求李老板给仿造10只。那以后我注意到，同类拍品果然连续两年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并且都以高价成交。
完成此次采访后，记者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近年来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
从农民工艺大师高水旺复活的北魏陶俑遭两家顶级博物馆哄抢、老农铁拐李复制的商代青铜鼎险些让走私者人头掉地，到欧阳世彬教授仿制的元青花以假乱真，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李老板”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性地重新燃起元明清“官窑”的薪火，短短的十几年，一些本属于一般商业行为的举动，却因为它伪造的历史含金量而搅乱了乾坤，躁动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可悲的是这些被鼓动的人群当中，真正有志于收藏者凤毛麟角。市场上似乎没有了绝对的买家与卖家，只有上家与下家，毫无理智地进行着赝品接力赛。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失德的交易过程中，包括故宫和国家博物馆在内的许多文物单位，竟也城门失守，被一些赝品攻入其中，滥竽充数，使得我们上下八千年的历史宝库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可读性与感召力，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陈酿严重地面临着拜金主义的恶性稀释。
面对如此凶险的收藏环境，一些热爱祖国文物并有志于代国藏宝的仁人志士不禁心生疑虑：我们还能够相信谁？还可以相信什么东西？
第五章 谁废了中国文物专家 一个献宝者的遭遇（1）
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东躲西藏、猎耕樵读，并且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亲手为孩子赖以生存的一头奶牛做剖腹产取下两子。“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图20）
如今，宁志超在中国文物界已成名人，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所至，而是源于他长达近二十年的一起捐宝事件。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院子很小但很干净，屋内陈设简朴，除开放置在长案短几上的几件古瓷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主人个子不高，一头银发，虽说已经年逾古稀，鬓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非常健谈。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外祖父乐善好施，是当地几座寺庙较大的施主。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主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大量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还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忌讳，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但没把它们放在家里，而是搁置在家族的祠堂里。尽管如此，那两只青花大瓶独特的造型与纹饰，还是受到家母的格外喜爱。我母亲出嫁时，因为她的喜好，这对大瓶便被作为嫁妆陪她一起进了我父亲的家门。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地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藏了70多年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也证明咱们老宁家都是爱国的。全家人都赞成老太太的意见。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宁先生是性情中人，说起这件事声调高亢，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说到底这宁志超毕竟是个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明白人，他琢磨着：这东西是真是假，也不能只由你一两个人说了算！于是，他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图21），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柄等。
有人说宁志超姓坏了一个“拧”，做事认死理。这话得两头说，一头真搁着他那股遇事较真儿的性格，一头赶上这时候、这地方，只要是认真办件事，特别是办好事，还真难。为什么？不为什么，人家都按规矩办、奔程序走，你想批块地打高尔夫球，哪怕违规，行啊，明日就批，特事特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