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环连一环，艾滋病就可能威胁到广大的中国普通人。也就是说，那些既嫖过娼又有其他性伴侣的男人是一种“桥梁”，就是他们把性服务小姐与普通人连接在一起，成为通过性生活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些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和老板。在他们中间，有26.7%的人曾经嫖过娼，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嫖娼的可能性是城市男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此外，他们的其他女性“性伴侣”也最多，是男工人的1.95-2.60倍，是男农民的2.87-3.37倍。
当然，即使是嫖娼，如果坚持使用安全套（避孕套），被传播艾滋病的风险也会极大地减少。嫖客中有46.9％的人每次或者经常这样做，在被调查之前的3个月里，这样做的嫖客则达到65.7％。
可是，在那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里面，与“小姐”性交过而且不使用安全套的人居然高达31.6％。即使是在收入中等的那55％的男人里，这样的人也有9.1％之多。
如此一来，这些男人从性产业里得来的艾滋病，就会传染给他们的妻子、情人、二奶、小蜜，甚至是那些被他们奸污的女性。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男人作为嫖客，还会把性病艾滋病传染给那些本来没有病的小姐们。泰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嫖客中已经有性病的人，远远多于妓女中以及有性病的人。究竟是谁传染了谁，还不清楚吗？
笔者的结论是：
1．性服务小姐，无论她们自己有多少艾滋病，都不会必然地威胁普通人。给她们扣上“艾滋病传播者”的帽子毫无根据。相反，她们是第一批受害者。
2．真正的传播者，是既嫖娼又有其他性伴侣的那些男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厂长、经理、老板。
3．最危险的传播者是这些男人里不使用安全套的人。
因此，如果真的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的性传播，我们就应该直接针对这些男人进行宣传、教育乃至处罚，而不是把“小姐”们当作替罪羊。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各种考核当中，专门给权贵们来一个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考试？为什么不能规定：不使用安全套嫖娼者加倍处罚？
艾滋病恐慌：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1994年，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运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揭示了：在北京市所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全体男女大学生中，至少有9％左右的人已经发生过阴道性交。后来，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国家教委某司的领导，部分地依据我的调查数据，决定从1995年9月起，在上海和郑州的大学里，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试点工作。朋友们说，你的研究终于产生社会效益了。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因为我恰恰不同意目前中国这种散布恐慌的“教育”。
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进行教育？是真的为了使人人都健康，还是为了整肃性道德？第二，用什么来进行教育？是用准确的科学知识，还是用人为地夸大的恐慌？
1．艾滋病是“体液传播”而不是“性传播”。
从根本上来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其实只有两个要素：第一是病毒携带者排出了体液（主要是血液、精液和其他分泌物）；第二是另一个人出现了破损。因此，我们现在所大肆宣传的所谓“性传播”途径，其实归根结底也同样是由于体液进入破损，才得以传播的。
在阴道性交中，只有带病毒的体液通过女方的子宫内膜，或者双方的任何破损处而进入另一方的体内；病毒才能够传播。
在进行肛门性交时，双方都比较容易出现微小的破损现象，结果体液才能进入另外一方的体内。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体液这个中介物，如果双方都没有丝毫破损，那么艾滋病是不可能传播的，无论你搞什么样的“性技巧”，无论你更多少个人搞；都不可能传播。
可是由于存在着艾滋病恐慌，甚至是由于一些人故意散布这种恐慌，许许多多其实一辈子都不可能“性乱”一次的中国人，却被“性传播”吓得要命。有的人甚至连被性服务小姐摸了一下手，也要连续做3次化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坦然地接受输血与注射或者针灸，从不去查看一下消毒工作怎么样。
这是谁骗谁？
2．通过性交来传播艾滋病的概率是很小的，而且避孕套无疑就是预防艾滋病的安全套。
按照我国目前的某些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阴道性交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传播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1]
10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低于许许多多种一般疾病的传染率。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即使从15岁开始就跟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那么到65岁时，即使平均两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过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只是接近10分之一。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因为我们的宣传已经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描绘成恶魔和杀人犯了，谁会有如此强大的爱情？
与此相对照，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就会更高，甚至近乎无一幸免。
该预防什么，还用多说吗？
我们的大多数宣传和教育，仅仅把性传播这一条途径作为传播艾滋病的最大危险。那么，我想问问：宣传者们知不知道，那一袋袋输进人们体内的血浆，究竟有多少曾经做过艾滋病病毒检验呢？尤其是，究竟有多少人由于卖血而被传播了呢？我也想问问，一次性使用的注射针头，在多大范围内推广了呢？这些，难道就不会传播艾滋病吗？尤其是，如果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来献血或者打针呢？
当然，在阴茎插入肛门的性交中，传播艾滋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500分之一（确切的概率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西方的艾滋病首先是在男同性恋者当中传播开来的。但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却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不敢讲清楚肛门性交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敢讲它为什么会更容易传播艾滋病，尤其不敢讲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它。因为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讲“性行为细节”，而这被认为是下流的，甚至是犯法的。
可是，如果我们的宣传还不敢讲透这个问题，却一味地鼓吹传统性道德，希望人们“戒隐”，那才是对民族的犯罪。
3．疾病不仅是医学的定义，而且是社会控制的借口。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威胁都可以被某些社会力量加以无限夸大，然后用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另外的目标，而他们的旗号一定是最善良的。
19世纪的西欧，梅毒曾经一度猖獗。于是许多人打着“医学”与“防病”的幌子，发动了一场持续的“道德整肃运动”。到19世纪70年代，这股社会势力终于推动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反传染病法》。可是，这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当时的人都知道，它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禁娼的法律，而且最主要的并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而是因为娼妓的泛滥和梅毒的传播，曾经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海陆军的战斗力，延误了殖民扩张的几次战机。例如1857年印度发生大规模起义的时候，由于梅毒作怪，英国本土居然派不出足够的援军去镇压，使得印度险些独立。
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真正把梅毒的危害控制住的，并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20世纪初发明的“六0六”药粉，是30年代发明的青霉素。同样，真正迫使娼妓减少的，也不是这种道德整肃运动，而是它的对立物－－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因为性革命之后，买淫的男人极大地减少了，妓女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不得不减少。
中国人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听说艾滋病的。80年代后期，一场性革命已经在中国出现，凡是没有闭目塞听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到来。但是某些社会势力已经没有任何象样的理论可以批判它了，也没有什么切实可用的措施能够阻止它了。千钧一发之际，西方出现了艾滋病，有些中国人马上把它命名为“爱资病”。接着，中国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当时只有几例，尽管到现在仍然主要是吸毒者，但是几乎一切舆论都如获至宝，拚命地在性道德上做文章（可惜到现在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全都寄托在艾滋病的“性传播”身上了，因此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与真实发病率如此天差地别的、人造的“恐艾症”。一些人已经在大声疾呼“禁欲教育”，也就是只有当和尚与尼姑才安全！
可惜，国际上早就有了研究成果：恐慌越大，人们就越可能更快地识破其虚假，然后就会加倍地掉以轻心或者满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