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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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武官又做御医
刘翰是北宋时著名的医家，他出生在医学世家，五代后周时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是一名武官。因为家传，刘翰对于医学也情有独钟，他向朝廷进献了自己收藏的《经用方书》、《论候》、《今古治世集》等医学著作，得到后周皇帝周世宗的信任，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到宋太祖时候，刘翰又做了宋太祖的随行御医，跟随宋太祖北征，经常给宋太祖治病。刘翰的医术十分高明，曾经在太常寺翰林医官的考核选拔中得了第一名。宋太宗时，他和另一位御医马志一起为宋太宗治病，因为治疗有功，又被任命为尚药奉御，还曾做到了翰林医官院的最高职位翰林医官使。后因给一个官员诊治失误，被贬了职，不过他的医术确实无人能及，所以不久又被恢复了尚药奉御及翰林医官使的职位。
刘翰的主要成就是主持修订了《开宝本草》，这是宋代第一次对前代本草进行的总结和修订，其中收集了药物900多种，修正了在分类上的一些错误，在排版上，也将来源标注得十分清楚，白字为神农说，墨字为名医说，是唐人还是今人的注释，都会在书旁特别标清楚。这本书也成为宋代一部重要的官方药典，为以后本草的再次修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来不看医书的御医
陈昭遇也是医学世家，当时因为“治疾无不效者”而被推荐到翰林医官院做了医官。他对于药术十分擅长，而且医德高尚，因此非常受人爱戴，世人都叫他“神医”。陈昭遇习医看病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看书，问他学医都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没有看过。大家对此难解其中的奥妙，陈昭遇则解释说，我每天拿着药囊，四处为人看病，一天下来差不多要医治百余位病患，对于各种病证的证候，我都默记在心中，然后针对他们的不同体质，按照古方来处置，这些病人现在都痊愈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口传心传，历多达妙”的道理吧，看得多了，见识得多了，总结出的经验多了，自然就能药到病除。反过来，有些人只知道死读方书，但是还是不会医治。陈昭遇注重临床实践，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治疗才是最好的行医方式，陈昭遇也用这套独特的行医方法，身体力行地治愈了各种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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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领皇命，还俗编医书
王怀隐是京城建隆观里的道士，因为医术高明，经常被宋太宗请去诊治皇上的疾病，宋太宗时，下诏命王怀隐还俗，并任命他做了尚药奉御，后又做了翰林医官使，于是王怀隐就从道士变成了皇上的御医。
王怀隐在给皇上服务的同时，还受诏组织人马编写了宋代第一部大型的方书。当时宋太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征集医疗处方，收集到了10000多个，这些医方最终经过王怀隐等人之手整理，并增加了许多史籍上的可用医方，编写成了《太平圣惠方》一书。
这本书共有100卷，由政府印刷颁行。1～2卷论述的是诊法和处方用药，3～7卷论述的五脏诸病，8～14卷讲伤寒，15～59卷是内科杂病，60～68卷为外科的内容，69～81卷为妇科，82～93卷为儿科，94～95卷为服食及丹药，96～98卷为食疗及补益。99卷为针经，100卷为明堂灸经及小儿经。全书共分为1670个门类，记载了药方16834条。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强调医生治病必须要先判断病情的轻重，得病部位的深浅，辨明虚实表里，然后才能进行选方用药。
书中重视脏腑疾病，把“脏腑疾病”列在各种疾病之首，对于脏腑疾病的病理、虚实寒热、主证诸方都做了详细的划分和论述，比如有肝胆病方13种，心与小肠疾患14种，脾与胃疾患18种，肺与大肠疾患14种，肾与膀胱疾患16种等等。对五脏用药，也有明确归类，其中肝脏用药28种，心脏用药23种，脾脏用药25种，肺脏用药26种，肾脏用药21种；此外，还总结出95种病的通用药，并选用了一些前代罕用或不用的药物。
《太平圣惠方》后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其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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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诏御医主编的两部方剂巨著
宋时设立了官办的专营药品买卖的“熟药所”，熟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成药，主要有丸、散、膏、丹等多种中成药。宋代设立这样的药房，可以减少汤药煎制的复杂过程，后来改名为“和剂局”。不过和剂局在根据医方配制熟药时，有的时候因为药方抄写不当，或者药方残缺不全，经常也会出很多纰漏。于是宋徽宗年间下诏针对和剂局的各类医方进行校正、编纂。陈师文、裴宗元、陈承受命担任了这次编撰工作。
陈师文、裴宗元、陈承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医官，也当过太医令、医学博士等职，他们校订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又名《和剂局方》，共5卷，21门，记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的制剂规范。此后该书又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经许洪校订后颁行全国，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书中对每个方剂的药物组成、主治的病证都有详细描述，最重要的是把药物的配制比例、炮炙过程做具体说明，这对和剂局就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药房只要按照书中的方法进行成药的制作，非常简单易行了，所以很受药局的欢迎。
《和剂局方》记载的药方数目虽然不多，但是都是比较常用的方剂，而且经过实践证明都是有疗效的，所以很多方剂流传至今仍在应用。比如益气健脾的四君子汤，理气和中的藿香正气散等等。
宋徽宗时还有一部宋代最大的方剂书《圣济总录》，他是由曹孝忠等八位御医花了七年时间主持编写的。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收录了医方近20000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13科，还包含其他养生知识，可以说是宋代的一部医科全书。曹孝忠在宋徽宗时任太医局提举，在医学上也有很高造诣。
《圣济总录》中，探讨了补益的理论，补法分为益气、益精、益血脉、壮筋骨、驻颜色等方法，补益的要点是要适当，不能太过，补得太过也会伤元气。同时在书中还把各种补法进行了分类，诸如补虚益气、补虚益血、补虚消痰、补虚进饮食等等，对每类都列出相对应的方剂。
书中还讲述了饮食的注意事项。根据《素问》中饮食理论，曹孝忠在《圣济总录》也强调，饮食应该以五谷为先，五肉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谷是指黍、麻、菽、麦、稻等谷物，五果指枣、李、杏、栗、桃等水果、坚果，五肉指牛、犬、羊、猪、鸡等禽畜肉食，五菜指葵、韭、薤、藿、葱等蔬菜，简单的理论确是非常实在的饮食之道。同时，还提出饮食相宜，还可治病。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先了解病因后，通过饮食来调理，如果饮食达不到治疗效果再去吃药。这些对于跟饮食密切相关的一些疾病是可行的，诸如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等，我们现在也依然推崇先控制饮食、再做药物治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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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御医”偏方治大病
宋代由于皇帝对于医疗的重视，历代皇帝也都略通医术，因此对于医术的看法也是比较客观的，在宫中皇上的疾病如果御医不能治好，通常都会到民间去征召高手来给皇上看病，而这些民间医生往往应用一些偏方治好了皇上的病，宋代这样的“民间御医”事例有不少记载。
宋仁宗时候，总是头晕目眩，一直卧病不起，御医开出的各种药方都不见疗效，于是征召民间医生入宫，民间医生用针灸的方法，针刺皇上脑后的风府穴，刚刺完，宋仁宗就觉得头脑清醒许多，没有多久病就好了。
宋徽宗的嫔妃患咳嗽，整日不能安睡，非常难受，负责诊治她的李御医用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因为这个嫔妃当时正受宠，所以李御医非常担心，如果治不好，可能自己性命不保，果然，宋徽宗下诏说如果三日内再治不好，就要将李御医杀头。李御医回家后，十分苦闷，这时忽然听到外边喊：“咳嗽药，一文钱一贴，吃了晚上就能睡好觉！”情急之下，他就买了十贴，这是一种浅绿色的药粉，用碎葱姜蒜泡成的淡齑水滴几滴麻油后服用。李御医怕药性太强，于是把服用剂量减少了一些，分两次给徽宗的爱妃吃下，结果当晚这个爱妃竟然真的不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