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事件
那么，哪些事件会引发冲突？唐纳德·彼得森 (Donald Peterson, 2002, p. 367) 回顾了大量的冲突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发生分歧：“怎样打发时间，怎样管理金钱，怎样处理与姻亲的关系，性交的频率和方式，怎样分配家务，情感表达不充分 (没有足够的爱意)，情感表达太夸张 (多愁善感、易怒)，个人的习惯，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对其他男性或女性、亲戚和自己子女的嫉妒。”只要你能列举出，就有某处的夫妻为此而争吵。戴维·巴斯 (David BUss，1989) 要求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详述男性所做的使女性心烦的事情 (反之亦然)，他把所有的回答分类成147种截然不同的冲突源。很显然，亲密关系相互依赖的特征提供了“发生争执的充分机会” (Petemm, 2002, p.367)。
为了理解这一多样化原因的含义，彼得森 (Peterson, 2002) 把激发冲突的事件分成四个常见类别：批评、无理要求、拒绝和累积的烦恼。 批评 (criticism) 指被人视为具有贬低或诽镑意义的言语和非言语行动。批评者的评论或行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被批评者把这种行动诠释为不公正和吹毛求疵。伴侣一方提出如何使用洗碗机效率更高，这本来是一个温和的建议，但如果伴侣另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不必要的批评，就会受到伤害并引起冲突。
无理要求 (illegitimate demands) 指看来不公平的索取，因为它超过了伴侣们的正常期望。比如，即使你为了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疯狂工作，却要求伴侣连续三个晚上做饭和洗碗，这会使伴侣不安。
拒绝 (rebuffs) 指“某人请求另一个人作出期待的行动，而另一方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反应” (Peterson, 2002, p.371)。某人在接收到自己伴侣的性交暗示后，在床上翻了下身又去睡觉，伴侣就会感到被拒绝。
最后， 累积的烦恼 (cumulative annoyances) 指相对轻微的事件不断重复变得恼人。这类事件常以社会过敏 (social allergy) 的形式出现：烦人小事一再发生，人们表现出厌恶和恼怒的过度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与任何特定的挑衅事件本身相比都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女性特别有可能因男性粗鲁的生活习惯而恼怒，比如在餐桌旁打嗝，男性则可能因女性缺乏体贴而发怒，比如约会迟到和购物花费的时间过多 (Cunningham et al., 2005) 。
演化心理学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进行了有趣的预测 (BUss, 2004)。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异性关系中的冲突很自然地来自伴侣们生殖利益的差别。可以推测，考虑到男性在婴儿上的养育投人较低，男性比女性更能担负得起随意、不忠诚的性行为的代价；相比之下，女性则应该更慎重，性行为的发生只能用来交换男性有意义的忠诚。事实上，男性和女性在爱情关系早期通常遭逢的挫折都体现了这些观点：“女性对那些超过其期望，想更早、更频繁、更持久地性交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男性。男性则对那些延迟其性交或阻碍他们性进展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女性” (Buss, 2000, P38)。当人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上了正轨，是否发生行为的问题通常很好回答，但多久发生性行为的问题或许会持续数十年。性驱力的差异会引起大多数夫妻的冲突，这需要协商、平衡和调整，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Elliott & Umberson, 2008)。只要亲密关系持续，伴侣们性风格和性驱力的差异就仍将成为拒绝和冲突的导火线 (Schwartz, 2000)。
我们还要注意男同、女同和异性恋伴侣通常遇到的冲突来源存在一些差异。劳伦斯·柯德克 (Lawrence Kurdek, 1994a) 考察了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的这三类伴侣的冲突，发现异性恋者在社会问题上比同性伴侣有着更多的分歧，比如政治态度。信任是男同和女同更常见的冲突来源，或许是因为男同和女同更可能与以前的爱人还保持着朋友关系，使得信任问题更为突出。整体来看，这三类伴侣体验到的冲突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比如他们在权力、亲密和伴侣的个人缺点上没有差异。不过，柯德克的工作仍然提示我们，激发冲突的事件是特异性的，在伴侣之间会有所变化。
归因
任何两个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会持有不同的视角，这往往是引起愤怒争执的另一个根源。行动者--观察者效应确保了伴侣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任何其他人相比都会存在些许的差异，而自利偏差使当事人比其他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更好的评价。 具体而言，虽然人们能轻易认识到他人在事件的判断上出现了自利偏差的归因，但他们却往往认为自己类似的带偏见的知觉是公正和公平的 (Pronin et al., 2002)。结果是，伴侣双方的归因方式通常并不一致，这会造成两种不同方式的冲突。首先，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伴侣总是拥有其独特的个人观点，就会产生令人沮丧的误解。第二，如果这些不同的观点显露出来，伴侣们就会卷入归因式冲突 (attribu-tional conflict),为彼此解释的孰是孰非而争斗 (Orvis et al., 1976)。伴侣们或许在行为的具体内容上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时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可能存在分歧。 (“你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惹怒我！”“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因为要接电话就忘记了。”) 归因式的争辩通常很难得到解决，因为对事件的解释并不存在最终客观正确的单一解释。比如自私行事的人常常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贪婪性，他们一般认识不到自己自私的行为方式会反过来引起别人类似的自私行为。伴侣双方的交往受到如此众多微妙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理性的人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的理解总会出现分歧。
既然这样，当出现冲突时，亲密伴侣对他们所遭遇挫折作出的解释，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苦恼程度和反应的愤怒程度。 (见专栏11.2 “掌控我们的愤怒”。) 如果把伴侣的不端行为解释为无心之过，归因于外部和不稳定的原因，伴侣看起来就相对无可指责，强烈的情绪 (和报复惩罚) 就不合时宜。相反，如果把伴侣的恶劣行为归因于内部和稳定的根源，恶劣行为看来就是故意的，伴侣看来就恶毒、自私、猥亵、愚蠢——这种情境下，个体所遭受的麻烦看来就不公平，愤怒就显得顺理成章 (Canary, 2003)。不幸的是，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把冲突判断为故意背叛和轻蔑的信号，这就使惩罚和报复变得正当 (Mcdonald & Asher, 2007)。 (当我们认为伴侣故意要打扰我们时很难保持冷静和镇定，这或许是男性看来比女性更容易愤怒的原因之一[Becker et al., 2007]。) 所以，幸福的夫妻不太可能像痛苦的夫妻那样认为自己的伴侣自私自利，有着不可告人的行动目的，这并非巧合。善意的归因用有利的眼光来看待伴侣，使得冲突更可能得到解决，这就是这类归因能增进亲密关系持续的满意度的一个原因 (Fincham et al., 2000)。
对冲突的特定反应还受到我们对事件归因的影响。当我们判断伴侣能改变有害的行为时——因此我们解决冲突的努力能得到报偿——我们就更可能宣告我们的不满，建设性地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而认为我们的伴侣不能改变时则是另一番景象 (Kammrath & Dweck, 2006)。当人们认为问题不可改变时往往只会变得束手无策、焦躁不安。
介入和升级
的确，一旦出现了激发事件，伴侣们必须作出决定，要么介人冲突，要么避免争端、搁置争议。这一决策正是彼得森 (Peterson, 2002) 的冲突一般模型里的第一个选择点，见图11. 2。 (乍看起来，图形比较复杂有点吓人，但请耐心一点；该图巧妙地显示了冲突展开的几种不同方式。请跟随箭头的路径仔细看看。) 只有在伴侣双方都希望避开争端，才能避免冲突，并且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争端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要么激发事件微不足道，不值得积极地争执；要么争端看来很难处理，冲突没有任何好处 (Roloff & Kert, 2000)。
专栏11.2 掌控我们的愤怒
许多人似乎相信，当有人残酷地刺激他们时，愤怒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根本无法控制。甚至更糟糕的是，大众普遍认为一旦我们变得愤怒，要压制的话就很危险；当我们“变热”，就得“发泄”，否则我们就会受到高血压和持续压力的伤害。然而，此类观念存在两个重大问题：首先，它是错误的 (Tice & Baumeister, 1993)，其次，它引起的行为可能实际上带来持续时间更长的、更强的压力 (Olatmiji et al., 2007)。
因为调节和控制愤怒情绪需要花费精力，人们常常对他们的对手 (偶尔是无辜的第三方) 作出愤怒狂暴的行为以“发泄情绪”。愤怒的释放据说能让我们感觉好一点，但这个愚蠢的观点忽视了粗暴行为带来的人际后果。“当你‘宣泄’出某种情绪时，它却常常重新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你发泄后的感受——放松、更加愤怒或郁闷——将取决于别人的行为” (Tavris, 1989, p. 145)。有时，我们怒气指向的人接受了我们的愤怒，他们道歉并努力改正过错。但在亲密关系中，人们期望从伴侣那里得到慷慨、宽容的对待，咄咄逼人地展示愤怒只会反过来让伴侣也变得愤怒。这样陷于愤怒的伴侣双方就在粗暴野蛮的交往中彼此指指点点、大吵大闹，从而只会加剧而不是减少还未平息的愤怒。
归根结底，“当你感到愤怒时就表达出愤怒几乎总是让你感到更愤怒” (Tavris, 1989, p.223)。在愤怒最激烈之际猛烈抨击伴侣的人，与那些能适度控制愤怒的人相比，维持愤怒的时间更长，更多地遭受心血管压力的伤害。比较起来，那些能控制自己愤怒，镇定下来，随后能以果断但不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怨言的人，更有可能得到伴侣的理解和合作；他们更有可能得偿所愿。
那么，我们该怎样处理愤怒？因为生气和不满都表明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不应忽视愤怒，不应该假装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减少针对伴侣的恶言毒语和狂怒深怨，这通常是值得做的，并且有几种实施方法 (Tice & Baumeister, 1993)。首先，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我们如果认为伴侣疏忽或恶意地对待我们，就会激起心中的愤怒，所以我们的归因才是问题的关键。当你感到愤怒马上就要发作时，请思考伴侣在不想故意伤害或惹恼你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那样做；重新思考引起愤怒的事件是什么能够抑制你的愤慨。其次，如果你变得愤怒，请放松一下。不要在盛怒状态下与人交往。离开房间，走一走，舒缓而深深地呼吸，从1数到10 (或者1万)。你会平静下来，如果你缓慢呼吸，放松你的肌肉，停止默想头脑里的不公平，你就能比你认为的更快地平静下来。最后，寻找幽默。人们不可能同时感到开心和愤怒，所以任何能使你轻松愉快的事物都能降低你的愤怒。
所有这些知易行难，有些人在彻底改变他们愤怒的习惯之前，需要“练习，练习，再练习，做出其他不愤怒的反应” (Notarius et al., 1997, p. 245)。当小的烦恼发生时就是演练的绝佳时机，而伴侣双方都参与时最有效果。令人欣慰的是，毁灭性的愤怒是能够克服的；“如果伴侣一方都帮助对方掌握这种应对愤怒的新方法，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你就会发现过去的愤怒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Notarius et al., 1997, p.246)。
箭头表示可能的时间序列，结束于避免、分离或任何其他四种可能的冲突终点。
图11.2可能的冲突过程。包括从开端、经由中期阶段直至结束。资料来源：Peterson, 2002.
否则，就要设法解决争端，双方就介入冲突。有些情况下，夫妻进入谈判协商阶段，双方企图通过理性的问题解决方式来解决冲突。然而，另一些情况下，发生了升级，冲突加剧。升级阶段常常包含我们在第5章描述过的各种沟通障碍。互动中还会牵涉其他问题，对伴侣冷嘲热讽，提出充满敌意的要求甚至发出威胁。随后可能出现愤怒的打斗。
丹·卡纳里 (Dan Canary, 2003) 在分析亲密斗争时提出两个观点：首先，伴侣在争斗时会彼此提及卑鄙、恶毒的事物，其次，恶毒的言论有两类表达手段。直接手段指明确地挑战自己的伴侣；它们表现在当事人的“脸上”。直接手段包括 (1) 批评伴侣的指责和负面性质的归因； (2) 要求服从的带有敌意的命令，有时会涉及伤害身体或感情的威胁； (3) 提出对抗性的问题； (4) 粗暴或嘲讽的贬抑之词，传递出厌恶或不赞成 (包括好争辩地打断伴侣和大声喝止伴侣的说话)。间接表达恶毒的手段指以不太坦率的方式处理冲突；个体的不悦被掩盖起来，意图不太外显明确。间接手段包括 (1) 故作高贵、屈尊俯就或者暗示敌意或傲慢等负面特征； (2) 烦躁不安的情感，诸如忧郁、沮丧或哀号； (3) 先发制人地企图改变话题； (4) 不承认冲突的闪烁或推脱言词。所有这些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来说都是可憎的，它们一般只会激发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幸福满意的伴侣发生这些行为的几率不如不满足的伴侣，已婚夫妻如果惯常地以这类方式争斗更可能离婚 (Gottman et al., 1998)。
当暴躁的交往使你烦躁时，就会带来很多破坏作用。争吵声不断的冲突包含有蔑视、防卫、拒绝或交战状态等伤人感情的成分，大多数人都会为之厌烦或恼怒，这些情绪反应会引起生理唤醒和紧张。脾气暴躁、容易生气的人之间的交往会影响身体健康：这些交往会增加人们的心率和血压，分泌大量的应激荷尔蒙如肾上腺素，抑制人的免疫功能致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疾病 (Loving et al., 2006)。当被试在实验室有控制的条件下接触感冒病毒时，那些最近经历冲突的人与无冲突者相比，患感冒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 5倍 (Cohen et al., 2003)。更糟的是，这种影响随着时间会累积；对英格兰逾9 000名被试历时12年的研究发现，那些在亲密关系中遭遇大量粗暴冲突的人更有可能罹患心脏病 (De Vogli et al., 2007)。
伴侣一方暴躁易怒惯常地也会使伴侣另一方 (至少某种程度上) 变得愤怒。 (请一定不要忽略专栏11.2 “掌控我们的愤怒”。) 但是当伴侣们陷人负面情感的相互作用 (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 模式 (即伴侣们往返来复地传递不断升级的愤怒) 时，暴躁的冲突特别容易使人发怒。幸福、适应良好的夫妻不会经常出现这种冲突模式 (当形势开始紧张加剧，他们能很好地摆脱这一恶性循环)，但痛苦、不满的夫妻在伴侣关系恶化的过程之中通常会表现出这一模式 (Gottman et al., 1998): 一方的暴躁使得伴侣另一方更易动怒，所以他/她快速地反唇相讥；首先动怒的人变得更加生 340第11章冲突气，被激怒的伴侣一方对话则更加尖刻有害，彼此的言辞越来越强硬，伴侣双方都激起对方愤怒的火焰，随着交往的进行双方变得越来越愤怒。
这种强烈的情绪使得冲突特别具有侵蚀作用，不过可以肯定有些人不太可能像另一些人那样容易变得烦躁不安。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在面对冲突时，其生理反应更温和 (Powers et al., 2006)。冲突发生时回避亲密与高水平的敌意有关联，可能是因为——与那些对相互依赖的亲密感到安全舒适的人相比——回避型的人不太愿意妥协，为了伴侣的利益而作出的牺牲更加惹恼他们 (MikulinCer & Shaver, 2005)。在冲突中优虑被弃看来会引起紧张，引起心率和血压的增加，久而久之会导致高血压 (Kim, 2006)。总之，当冲突出现时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不太容易愤怒，更加冷静和镇定，更能合作和乐观地对待冲突。
个体的伴侣特征也有影响。当人们的伴侣能安全地依恋自己时，人们在冲突事件中体验到的紧张一般更少 (Powers et al., 2006)。如果伴侣能提供给我们有效的社会支持，我们在面对冲突时往往容易保持轻松和随意，血压和应激荷尔蒙的水平也更低 (Heffner et al., 2004)。当我们知道能依靠伴侣，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帮助时，意见分歧显然不再那么让人担忧。
因此，冲突过猛或者过频通常都会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这些生理反应或许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讨论冲突时肾上腺素水平激烈增加的新婚夫妻，在10年后明显不太可能有幸福的婚姻 (Kiecolt-Glaser et al., 2003)。
接近/退避模式
另一个加剧冲突、令人不悦的交往现象是接近/退避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方 (接近者) 批评、不断唠叨、向另一方提出要求，而伴侣 (退避者) 逃避正面接触、退避、采取守势” (Eldridge & Christensen, 2002, P.289)。应该反对这一模式，部分原因是这种模式能自我延续 (self-perpetuating)。受到退避者消极退缩的影响，接近者可能更加执着于解决争端；然而，这种增加的压力往往使得退避者甚至更加抵触、寡言，并且这种模式会继续下去。这种不平衡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会让接近者感到忽视和误解 (Weger, 2005),久而久之，它会损害夫妻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感 (Caughlin & Huston, 2002)。
男性和女性在对冲突的其他反应方面差别不大 (Gayle et al., 2002),但在接近/ 退避模式上差异明显：在全世界，多数情况下女性是接近者而男性是退避者 (Christensen et al., 2006)。的确，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可能就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起讨论和畅所欲言 (Denton & Burleson, 2007)。 (这一结论的证据来自两性在发起者风格问卷上的性别差异。你可以使用表11. 1测量你自己的风格。) 既然这样，当伴侣提起争端时，男性不太可能像女性那样轻松、有效地讨论和解决问题。
表 11.1 发起者风格问卷 (The Initiator Style Questionnaire)
本研究工具可以评价个体在与特定伴侣的亲密关系中说出怨言的倾向性。得分越高就越可能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发起讨论。请想想你主要的伴侣关系，考虑针对你亲密关系中的问题 (即你和你伴侣之间的问题) 你一般会如何反成。然后根据以下的评分标准评定：
1 2 3 4 5 6 7 8 9
强烈反对 强烈同意
讨论关系问题时，我通常试图一直讨论直到我们解决了争端。
我经常把我对我们关系的感想告诉自己的伴侣。
我经常把我对我们关系的感想藏在自己的心里，不告诉我的伴侣。
当我意识到我们关系中的问题时，我逋常根本不会谈及它。
在谈论关系问题时我一般感觉轻松自在。
当我的伴侣想要讨论关系问题时，我通常也会准备这样做。
如果伴侣对我施压或者强迫我讨论关系问题时，我通常会变得沉默或者拒绝讨论。
当伴侣想要与我讨论关系问题时，我通常设法避开讨论。
当我意识到我们关系中的问题时，我通常设法开始讨论该问题。
在谈论关系问题时我一般感觉不到轻松自在。
要计算你的总分，请颠倒第3、4、7、8和10项的评分。即1变为9, 3变为7, 5不变，6变为4, 8变为2等等。然后计算你的平均评分。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已婚成人样本中，女性一般得分为5.2-8.5,男性一般得分为4.7-7.5。如果你的得分超出同性别的得分范围，说明你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针对你关心的问题发起讨论，如果低于同性别的得分范围，你就不太可能这样做。
资料来Ss : Denton & Burleson (200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为什么女性接近而男性退避？有着各种可能性。这一模式可能来自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性认同差异 (Eldridge & Christensen, 2002)。社会鼓励女性公开、有表达能力，而鼓励男性独立、自主，接近/退避模式可能产生于女性寻求亲近而男性却考保护他们的自主。当亲密关系出现任何差错时，女性都希望修复，她们要重建亲近的愿望使得她们更加要求接近。比较之下，男性在情感和亲密领域不太轻松自在，他们会抵抗女性的自我表达要求。另一个解释，即社会结构假设，主张接近/退避模式产生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婚姻等方面权力上的差异 (Eldridge & Christensen, 2002)。正如我们在第12章将看到的，男性在异性恋关系中一般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你可能就会抵抗改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大体上都正确。研究者要求夫妻参与两个讨论来探察了这一问题。一个讨论中妻子想改变，另一讨论中丈夫要改变。当丈夫或妻子有他们想讨论的议题时，他们都倾向于接近，但当伴侣提出了关心的问题时，丈夫和妻子都倾向于退避，然而丈夫退避得更加彻底，所以实验数据同时支持了性认同差异和社会结构的观点 (Sagrestano et al., 2006)。不管手头讨论的是谁的议题，妻子更可能迫切要求亲密关系发生所期望的变化，丈夫更可能退避，权力的不平衡会影响伴侣改变亲密关系现状的意愿 (Holley & Levenson, 2005)。
协商和顺应
并非所有的冲突都会加剧或恶化，有些的确最终会平静下来。当爱恋中的伴侣最后头脑冷静下来，通常就会出现协商。伴侣们宣告他们的立场并一起努力以明智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好的情况是，每一方都能对对方具有应答性 (反应灵敏)，每一方都能根据对方的反应感觉到确认。
丹·卡纳里 (Dan Canary, 2003) 在分析冲突的手段时，识别出在协商过程中伴侣能彼此友善相待的各种方法。和恶毒言论的表达手段一样，有些善待手段是直接的，公开地处理争端，另一些是间接的，绕开争端但又能平息不健康的情感。友善的直接手段包括 (1) 通过接受责任或者做出让步或妥协表明解决问题的意愿； (2) 通过复述表明支持对方的观点； (3) 用“第一人称陈述 (I-statements)”提出自我表露； (4) 提供赞许和关爱。间接的手段是友好、没有讥讽含义的幽默，这些手段能放松心情。戏弄或奚落对方的恶毒性幽默没有益处，但尊敬对方的诙谐及友好的鼓励在亲密冲突中特别受欢迎；当伴侣在谈论冲突时使用友好的幽默，我们会感觉与他们更亲近，对达成的共识也更满意 (Campbell et al., 2008)。当然有些问题更容易解决，但在冲突的过程中运用类似的友善手段有助于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 (Gottman et al., 1998) 。
显然，某些反应对冲突具有破坏性，会损害亲密关系，另一些则具有建设性，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把这一区分和我们先前提到的介人和避免冲突的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到卡里尔·鲁斯布特 (Caryl Rusbult, 1987) 发现的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和不满的四种不同方式。请参看图11.3;这四种应对冲突的类型在主动或被动维度和建设性或破坏性维度上存在差异：
讨论 (voice) 是指以主动、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与伴侣讨论问题、改变自己的行为、获取朋友或治疗师的建议从而改善交往情境。
图11.3亲密关系中对不满的反应类型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usbult, 1987.
忠诚 (loyalty) 是指以被动但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乐观地等待条件改善而表现。
离开 (exit) 是指以主动、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离开伴侣、威胁要结束亲密关系或者施虐行为如大喊大叫、大打出手而得以表现。
忽视 (neglect) 是指以被动担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避免讨论关键性的问题、减少与伴侣的相互依赖而表现。当个体变得忽视，就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情势恶化。
如果亲密关系越令人满意，人们的投人也较高，就越有可能以建设性的讨论和忠诚做出反应，而不是忽视或离开亲密关系 (Rusbult et al., 1982)。对于忠诚的亲密关系我们通常会设法维持。相反，当困难出现，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出现，就会鼓励人们离开；当存在诱惑的替代伴侣时，人们更有可能摆脱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努力维持它 (Rusbult et al., 1982)。
个体的很多特征也会影响人们的选择策略。回避亲密型的人对亲密关系变得不满时，倾向于作出被动而非主动、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反应。于是，他们常常不采取行动，忽视亲密关系从而使亲密关系恶化，而不是去努力修复亲密关系。相比之下，在亲近上更安心的人 (要么是安全型要么是痴迷型) 更有可能主动地讨论抱怨，以便努力克服困难 (Johnston etal, 2005)。性别角色也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大丈夫式的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破坏性的离开或忽视，而非建设性的反应，而女性则刚好相反 (Rusbult et al., 1986)。类似地，置身于个人主义文化 (比如美国) 的人与置身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相比，往往更多表现出破坏性的离开和忽视，更少进行讨论和表现忠诚 (Yum, 2004)。
当伴侣双方都选择破坏性的冲突反应，亲密关系就很危险 (Rusbult et al., 1986),所以在面对爱人暂时的蔑视情况下，能够维持建设性的态度就是很可贵的，在第6章我们把它称为顺应 (accommodation)。当伴侣作出破坏性的行动时，顺应就是避免做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冲动，努力以建设性的态度做出谈论或忠诚反应。安全依恋型的人比不安全的伴侣更可能作出此类反应 (Gaines & Henderson, 2002)。在14章我们还会提及顺应；目前我们只要注意，能忍受彼此偶尔的激怒，不作出敌对反应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太宽容、总是睚眦必报的人更幸福 (Rusbult 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