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黄金周这样度过，是不是很美妙：住在装饰精美的别墅里，院外是迤逦的田园风光。房内配置了有线电视、电子游戏、无线网络和许多书刊，还有满足你爱好的各种设施。这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食佳酿，有触手可及的消遣娱乐。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身边没有任何人，没有人可以与你沟通。你完全是个孤家寡人，不能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不能访问任何聊天室，也不能收发短信。整个假期你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联系。除此之外，你几乎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样的黄金周滋味怎样？没有几个人能享受这种孤独，大多数人马上会发现自己完全和他人隔离了，这让人极度紧张（Schachter，1959）。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对此我们往往认识不足。这也是监狱有时用单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来惩罚犯人的原因。人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令人很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与他人的关系还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内容：关系处理得好会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的创伤。人际关系必不可少，也至关重要，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人际关系是怎样建立、发展和运作的，什么情况下人际关系又会陷入愤怒和痛苦的深渊。
本书能增进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在汲取心理学、社会学、沟通研究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你介绍社会科学家经过细致研究所探索到的人际关系知识。这与你在杂志或者电影中所了解到的人际关系不太一样，它更具科学性、更有逻辑、更为谨慎，却不太浪漫。你会发现本书并不是一本傻瓜式的操作手册。后面章节的学习需要你的领悟力，更需要运用你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个人经验来理解这些内容。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你去领略人际关系科学的多姿多彩，帮助你正确地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了更好地考察亲密关系，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为什么亲密关系这么重要？然后我们要思考紧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我们承传的文化、遭遇的经历、拥有的人格、共同的遗传以及人际交往。要正确理解人际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置身何处，又是如何变化发展的。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人际关系种类多样，规格不齐。我们上有父母，还可能下有子女，有工作的同事或学校里的同学。生活中还会接触到商店职员、医生和公务员。我们还有朋友和爱人。本书重点关注后两种伙伴关系，因为它们是典型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的性质
那么，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许多不同的成分（Prager & Roberts，2004）。然而研究者（BenAri & Lavee，2007）和普通人（Marston et al.，1998）都认为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了解（knowledge）、关心（car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及承诺（commitment）。
首先，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而私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Reis et al.，2004）。
亲密伴侣的生活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的行为目标和行动能力。亲密伴侣的相互依赖性是指他们彼此需要的程度和影响对方的程度，这种相互依赖是频繁的（经常影响彼此）、强烈的（彼此都有显著的影响）、多样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彼此）和持久的（彼此影响的时间很长）。人际关系变得相互依赖时，一方的行为在影响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对方（Berscheid et al.，2004）。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亲密伴侣常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相互一致性，这意味着他们认同双方在生活上的融合，自称为“我们”，而不是“我”和“他/她”（Fitzsimons & Kay，2004）。事实上，这种称谓上的变化（从“我”到“我们”）常常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阶段，此时新伙伴刚刚认识到彼此间产生了依恋（Agnew et al.，1998）。的确，研究者有时只让伴侣来评定他们“重合”的程度，以此评价伴侣关系的亲密程度（Aron et al.，2004）。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见图1.1）是测量相互一致性最生动、最直接的方法，它能有效地区分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Agnew et al.，2004）。
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尊重自己（Simpson，2007）。人们相信亲密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并期望伴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关注自己的幸福（Reis et al.，2004）。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任，亲密伴侣也常常会变得猜忌与疑虑，以致损害亲密关系特有的开朗、坦诚和相互依赖（Jones et al.，1997）。
最后，亲密伴侣通常会承诺他们的亲密关系，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持续到地老天荒，并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种承诺一旦丧失，曾经的恩爱情侣、知心朋友也会日渐疏远、貌合神离。
请从下列图片选出最符合你目前与伴侣关系现代的图片
图1.1 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关系之中。例如，一对单调乏味、缺少情趣的夫妻可能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紧密合作，但却生活在缺少关爱、坦诚或信任的心理荒漠中。他们当然比一般的熟人要亲密，但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彼此不如过去那般亲密了（比如他们决定结婚时），那时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更多的亲密成分。一般而言，最令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应当包括亲密关系的所有六个特征（Fletcher et al.，2000a）。但亲密关系如果只有部分特征，亲密程度就会减弱。正如不幸福的婚姻所揭示的，在整个关系的过程中亲密程度波动极大。
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亲密关系模式。的确，我们需要记住人际关系最简单、最基本的特点是：种类多样，规格不齐。这种多样性使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也使人际关系魅力无穷。（这也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归属需要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密关系，所以不会考察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发生的各种人际交往。例如我们不会考察你与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关系。亲密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吗？这种关注合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我们与陌生人及一般熟人的偶尔交往也很重要（Fingerman，2009），但亲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事实上，这种要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普遍而又强烈的内驱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性。研究者发现，如果我们要正常地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在长久而关爱的亲密关系中经常与伴侣愉快地交往（Baumeister & Leary，1995）。在亲密关系中包含有人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归属需要使“我们与亲密之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变得必不可少（Baumeister & Leary，1995，p.501）。为满足归属需要，我们努力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期待与那些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个体需要的亲密关系无需太多，几个便可。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和我们伴侣是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代伴侣（尽管新人和旧人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能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Spielmann et al.，2011）。
人际关系建立后会令人轻松愉悦，而要解除已有的社会联系则会遇到重重阻力，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这都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的确如此，当我们珍视的人际关系出现危机时，我们往往会魂不守舍，进而变得癫狂痴迷，这充分表明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归属需要的力量还表现在，当人们长期处在极度孤单的状态时，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应激反应（Schachter，1959）；任何对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事物，都让人难于接受（Leary，2010a）。
实际上，归属需要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亲密关系的生理益处所进行的研究。一般而言，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较之单身生活的人更幸福、健康、长寿（Koball et al.，2010）。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减弱人们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脑反应（Coan et al.，2006），只要看看爱侣的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么强烈（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纳和支持我们时，甚至伤口都能更快地愈合（Gouin et al.，2010）。相形之下，缺乏亲密关系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Cohen，2004）。当大学生孤独无伴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Pressman et al.，2005）。纵览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爱人都很少的人，比有充满关爱的亲密伴侣的人死亡率高得多；一项历经9年的大规模纵向研究发现，缺乏亲密关系的人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3倍（Berkman & Glass，2000）。失去已有的伴侣关系也对人有害：老年人在丧偶的最初几个月内与婚姻持续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死亡（Elwert & Christakis，2008）。
亲密关系的质量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Kim & McKenry，2002）（参见图1.2）。久而久之，那些能与关心自己的人愉快相处的人与缺乏这种社会联系的人相比，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为满意（Nezlek et al.，2002）。在全世界，那些结婚并维持婚姻的人一般比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加幸福（Diener et al.，2000）。当然，快乐满意的伴侣关系与不快乐的伴侣关系相比，前者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然而，即使伴侣关系并不幸福，大多数有伴侣的人仍觉得自己比完全的孤家寡人要充实得多（Dush & Amato，2005）。一些问题如抑郁、酗酒、饮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扰那些缺乏社会交往的人（Segrin，1998）。乍看起来（第2章详述），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必然表示肤浅、虚浮的人际关系就会引起这些心理问题，毕竟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也许从一开始就很难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尽管如此，亲密关系的缺乏看来不仅会引起这些问题，也会使之更加严重（Eberhart & Hammen，2006）。总的说来，我们的幸福感看来取决于归属需要的满足程度。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与他人建立稳定持续而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性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拥有这些个性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特质也缓慢地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和亲密接触。虽然这种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现代行为进行反思（本章稍后会进一步探讨），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猜测。无论这种演化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关注自己与他人依恋关系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亲密感情，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身心疾病。众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需，但归属需要却表明亲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Kenrick et al.，2010）。
图1.2 满意的亲密关系与寿命
下面我们要考察在满足归属需要时，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我们构建的人际关系。就从亲密感情内在的归属需要的对立面开始吧：即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它是规范亲密关系的社会标准。
文化的影响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脸谱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其实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岁。 [1] 没有结婚人们不会同居，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谭；19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95%儿童的父母都已结婚。成家后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数妈妈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学前妈妈也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妈妈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即你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近几十年亲密关系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确，即使祖父辈对今天文化景观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却习以为常。看看当今的美国社会：
●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成家。196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94%）都结过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目前只有85%的年轻人可能会结婚（而这一比例在欧洲甚至更低[Cherlin，2009]）。算上分居、离异、丧偶和从未结婚的美国成人，只有约一半（52%）的人目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2010）。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 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超过26岁，男性超过28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结婚最晚的年龄了（Jayson，2010）。这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结婚年龄大了许多（见图1.3）。许多美国人（46%）到了35岁左右仍未结婚。
● 人们即使没有结婚也常住在一起。在1960年未婚同居非常罕见（只有5%），现在却很普遍。你的大部分同学（超过60%）在婚前都曾有过同居行为（Roberts，2010）。
● 人们常常未结婚便养育子女。这在1960年代很少发生，当时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现象，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2009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41%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这也创了历史新高（Taylor，2010）。未婚生育的比例在北欧和西欧甚至更高（Haub，2010）。
图1.3 美国人初婚的平均年龄
与以前相比，美国人初婚的年龄越来越大。
● 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离婚率现在比我们祖父辈时高出两倍。近年来具有大学学历的夫妻离婚率已经缓慢下降（这对于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可能是好消息），但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离婚率仍然很高，并未下降（Cherlin，2010）。2009年美国离婚数量是结婚数量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并非所有持续的婚姻都幸福，因此对美国新婚夫妻前景较准确的估计是，他们更有可能面临离婚，而不是白头偕老。 [2]
● 许多儿童（40%）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Taylor，2010）。由于高离婚率、同居和未婚生育，许多美国儿童看到各色成人加入和离开他们的家庭（Cherlin，2010）。
● 大多数学龄前孩子的妈妈都外出工作。在196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妈妈们在孩子入学前整天在家带孩子，但现在这样做的母亲只有40%（Taylor，2010）。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可能全职在家整天照料小孩。
这些巨大变化表明：某些普遍的观念（比如婚姻和养育后代在我们人生中的作用）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高中毕业后几年之内就会结婚，无论婚姻幸福还是痛苦，人们往往与原配厮守到老。怀孕的年轻人觉得必须结婚，未婚同居是“伤风败俗”的。现在的观念却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种选择，哪怕孩子就快要出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把婚期推迟，甚至干脆不结婚。即便是已婚人士，也不太可能把婚姻视为毕生神圣的承诺（Cherlin，2009）。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文化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鼓励人们迈入婚姻、白头偕老（Amato et al.，2007）。
与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与新娘的年龄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更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图1.4 不同同居时间的结果
图片显示的是对美国2 746名同居情侣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降低；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转变率表示同居情侣每个月分手或结婚的百分比。数字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个月情侣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会逐月增加，最终变得很大。）
资料来源：Wolfinger，2005.
文化规范的这些变化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标准是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Acitelli et al.，2011），它影响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Bachman et al.，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们并没有切实的结婚计划，未婚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Jose et al.，2010），原因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侣彼此的承诺一般不如已婚夫妻，毕竟同居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Hsueh et al.，2009）。他们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冲突（Stanley et al.，2010）、嫉妒（Gatzeva & Paik，2011）、出轨（Thornton et al.，2007）和身体攻击（Rhoades et al.，2009a），所以同居与婚姻相比，往往充满变数，前景难料。故而，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离婚。我们先看看图1.4：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分手和继续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inger，2005]）。总的说来，草率同居原本用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情侣如果已经订婚，准备结婚，这些有害的同居效应相对轻微，但即使伴侣已经订婚，未婚同居也有一定的危害性（Jose et al.，2003）。故而，尽管同居很流行，人们普遍把同居当成“试婚”，但这是越来越少的人结婚，越来越少的婚姻能持续（与1960年代相比）的原因之一。 [3]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所以，支配亲密关系的规范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范，原因很多。影响因素可能涉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2001），而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财政资源的充裕，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独立，与过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结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更多的情侣为节省金钱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数明显增加（Yen，2010c），但结婚率在赤贫人群中却在下降，没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并不愿意结婚（Yen，2010b）。
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支持自我表现，重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愈发突出（Twenge & Campbell，2010）。（比如，美国人现在更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以引人注目[Twenge et al.，2010]。）可以想见，这种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而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往往会“为了孩子”而勉强生活在一起），我们只要对婚姻不满意，就会理直气壮地结束夫妻关系，重新追求满意的亲密关系（Cherlin，2009）。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更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感，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为紧密。集体文化国家（如日本）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Cherlin，2009）。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能让妇女在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之际，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美国家庭中儿童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现代通讯科技也改变了人们亲密关系交往的方式，参见专栏1.1：“哥们，为什么你在脸谱网上还是单身？” [4]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60年代末从高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后，“婴儿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平。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妇女更早结婚（Kruger et al，2010），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Harknett，2008）。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1990年代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观”。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1980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个人经历的影响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发展心理学家（如Bowlby，1969）很早就发现，婴儿对其主要照料者（常为妈妈）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哭喊时，慈爱的照料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料无法预测而且并不持续，照料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照料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avoidant）依恋。回避依恋型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进程。的确如此，孩子依恋类型的差异表现得如此泾渭分明，所以依恋过程成为研究的热点。当儿童面对危险的陌生环境时，安全型的儿童会跑向妈妈，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勇敢地探索陌生的新环境（Ainsworth et al.，1978）。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则会大哭大闹，紧紧抱住妈妈，完全不顾父母的安全保证。而回避型的儿童往往躲开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离，即使在害怕时也不愿意发生亲密接触。
孩子表现出的这些依恋类型生动鲜明，但直到研究者（Hazan & Shaver，1987）发现成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方式，依恋类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一项研究（Hazan & Shaver，1987）调查了美国丹佛市《落基山新闻报》的读者，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依赖他人是轻松愉悦的，即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安全型的。但是约40%的人认为自己不安全，他们要么很难信任和依赖伴侣，要么十分担心自己的亲密关系能否持续。此外，受访者还要报告童年经历和目前对亲情、爱情的态度，结果表明这些和他们的依恋类型是一致的。安全型的人一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积极的看法，记忆中父母也是充满爱心、提供支持的人。相反，不安全类型的人认为他人不靠谱或不能信任，记忆中的父母也是矛盾或冷漠的。
随着这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果的公布，依恋研究迅速成为人际关系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如Cassidy & Shaver，2010）。研究者很快发现，成人有四种而非三种依恋模式。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Bartholomew，1990）指出，人们避免和他人亲密接触，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情况是人们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对他人戒心重重，害怕被人拒绝和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喜欢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愿意与他人发生紧密的依恋关系。
因此，巴塞洛缪认为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见表1.1）。第一种安全型（secure），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preoccupied），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担心关系破裂。
表1.1 巴塞洛缪提出的四种依恋类型
资料来源：Bartholomew，1990.
第三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fearful）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希望有人喜欢自己，但更担心自己因此离不开别人。相反，疏离型（dismissing）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欢自己。
现在普遍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区分这四种依恋类型（Fraley et al.，2000）。首先，人们在回避亲密（avoidance of intimacy）的程度上有差别，这会影响人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的难度和信任程度。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亲密的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其回避亲密的程度就高。其次，人们还在忧虑被弃（anxiety about abandonment）的程度上有差别，即害怕他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己。安全型的人在与他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安心，不会担心别人会苛刻对待自己；因而能积极快乐地寻求亲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相形之下，其他三种类型的人充满焦虑和不安，在亲密关系中如坐针毡。痴迷型的人渴望亲密接触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但却不喜欢亲密接触。至于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安又担心亲密关系不能长久（见图1.5）。
需要注意，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这两个依恋维度能由低到高连续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很方便地讨论依恋类型的差异，好像它们不会重叠，是分离、纯粹的类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Fraley & Waller，1998）。当要求参与者从表1.1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恋类型时，大多数人（通常60%左右）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Mickelson et al.，1997）。 [5] 然而，如果有人在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中等水平，应该归入哪种依恋类型呢？对于忧虑和回避都适中的人，套用上述四种依恋类型的任何一种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不要绝对化地理解图1.5所示的依恋类型。应该这样来理解依恋的复杂性：存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重要因素，它们塑造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全部适应性行为（测量忧虑和回避程度的问卷见60页的专栏2.3）。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较任一维度上的高分和低分人群，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别很大。的确，最近的依恋研究（如Birnie & Lydon，2011）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全、痴迷、恐惧或疏离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人们在忧虑和回避两个维度中的相对位置。
图1.5 依恋的双维度图
尽管如此，把依恋类型分为四类简单明了，所以仍广泛沿用，深入人心。在1990年之前，研究者只探讨三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现在则一般认为存在四种依恋类型，但不会认为它们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对立类别，而是视为称呼不同忧虑和回避分数组合的便利标签。依恋风格差异最大的地方或许表现在“安全型”和不安全类型的人（高忧虑被弃或高回避亲密的人，或兼而有之）。现在的重点是，依恋类型看似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应大部分是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中习得的。我们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癖好和观点，部分来自于与以前伴侣的交往经历，这是人际关系适应行为最好的例证。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任何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婴儿和成人的行为表现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比如，父母都知道婴儿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具有轻松快乐的气质，有些则好动闹腾。个性和情绪性的天生差异也使儿童的养护难度高低有别。因此，婴儿获得的养护水平部分地取决于儿童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受到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影响，基因塑造了我们的依恋类型（Picardi et al.，2011）。
然而，我们的经验在塑造之后的依恋关系上甚至起着更大的作用。父母对我们接纳或拒绝的程度在很早就有巨大的影响（Rohner & Khaleque，2010）。怀孕时快乐的准妈妈与焦虑矛盾的准妈妈相比，前者的孩子在1年后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Miller et al.，2009）。婴儿出生后，悦纳亲密、夫妻和睦的妈妈一般能成为周到体贴、充满爱心的照料者（Seluck et al.，2010），故而安全型的妈妈往往有安全型的孩子，而不安全型的妈妈则往往也有不安全型的孩子（Holman et al.，2009）。不过，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训练妈妈们养护婴儿时的敏感性和回应性，她们的孩子则比没有接受类似训练的妈妈们的同类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van den Boom，1994）。妈妈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在学前期之后仍未结束（Berant et al.，2008）。7年级的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Cui et al.，2002）。毫无疑问，年轻人把从家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以后的人际关系上（Zayas et al.，2011）。
然而，我们并不会被动地受童年经验的束缚，因为依恋类型不断地受到我们成人后经历的影响（Zhang，2009）。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变（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和戒备亲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性变化（Davila & Cobb，2004）。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立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们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Scharfe & Cole，2006）。例如，恐惧型的人如果坚持孤僻，回避相互依赖，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有些人可以信任，不会发现亲密可以令人心安，这又加重了他们的恐惧型依恋。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新经历，人们的依恋类型可以持续数十年（Fraley，2002）。
所以，我们对紧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照料者的交往，由于运气的好坏，我们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改变我们亲密关系的方向和进程。视乎人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可永久保持稳定。
个体差异的影响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例如在爱情关系中，情侣双方某些依恋类型的匹配可能比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更让人满足和稳定（Jones & Cunningham，1996）。假若痴迷型的人爱上了疏离型的人，就产生了依恋类型的不匹配。痴迷型的人会因对方的感情疏远而气馁，而疏离型的人则会因对方的依赖和干涉而烦恼。双方都不如与安全型的爱人相处时轻松。
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与某些人相处融洽，而与另一些人则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简单事实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将探讨个体差异的本质，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渐进微弱的而不是突然剧变的。然后，我们要阐明个体差异如何影响亲密伴侣的行为。我们将重点考察四种不同类型个体差异：性别差异、性认同差异、人格差异和自尊差异。
性别差异
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就与众不同。你在阅读一本人际关系科学的学术著作，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做。这可能也是你读到的人际关系科学第一本严谨的教材，所以你需要正视（能改正最好）你对亲密关系中男女行为差异所持的刻板印象。
这或许并不容易。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男女两性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各异，正如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所言：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他们不仅在交流方式上不同，而且在思考、感受、感知、应答、反应、示爱、需要以及欣赏等方方面面也全不一样。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行星，说着不同的语言，汲取不同的营养（Gray，1992，p.5）。
天啊，男人和女人看上去是两种不同的动物，难怪男女关系存在这么多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人类特质变化的范畴很广，（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把拥有某种特质或能力的人数画成图，就得到一条独特的曲线即正态曲线。正态曲线描述了某种特质在特定水平上的人数。正态曲线的特点有二：第一，大多数人的才华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第二，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即过高或过低的特质，都十分罕见。拿身高来说，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动。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正态曲线？因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在刻板印象，把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比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对性事感兴趣（见25页专栏1.3）。人们对两性形象的认识更类似于图1.6描述的情形：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很大，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尽管有所谓“火星”和“金星”的刻板认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第9章我们会发现，男人平均起来比女性有更高的性驱力。但是实际的性别差异却如图1.7所示：两性之间的兴趣和才能重合的程度很大（Hyde，2007）。
图1.7的3张图片分别展示了研究者认为的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从形式上看3张图的统计d值不同，d值是表示组间差异大小的指标。 [6] 在性态度和行为上，图A代表男女两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男性一般比女性小一点）；图B代表男女两性手淫的频次（男性比女性手淫次数更多）；图C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的较大性别差别。最近有项大数据研究分析人类的性行为，涉及87个国家共1 419 807名参与者，结果在男女两性的性态度和行为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如图C所描绘的那么大的差异（Peterson & Hyde，2010）。非常明显，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和图1.6所描绘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更具体地说，这些例子揭示了心理学上关于两性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
图1.6 想象中的性别差异
通常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认为两性差异非常大，男性和女性在处事风格和兴趣爱好上没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图1.7 实际上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有重合的正态曲线
这3张图分别描绘了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为简便起见，假定两性在横坐标上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范围是一样的，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
● 有些两性差异的确存在，但非常小（不要被专业的术语误导，研究者提及的“显著的”性别差异通常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是说差异在数字上是可靠的——但差异或许根本不大）。本书中谈到的两性差异，几乎全部是较小到中度程度的差异。
● 两性性别内的行为和观点差异通常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男性较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短暂的性关系（Peterson & Hyde，2010），这未必表示所有男性都喜欢随意的性关系。有些男人喜欢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但也有些男人根本不喜欢这样做，这两组男性在性生活上的相似程度远不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尽管在性放任上存在两性差异，一位非常性放任的男人与女性性放任的平均水平的差别，远低于他与另一位性保守的男人在性放任上的差别。
● 由于两性的行为和观点在正态分布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别中也有许多人的得分高于另一性别的平均得分。在中等程度的性别差异上（男性高于女性，d值为0.5），仍有三分之一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假如你要寻找性放任的家伙，不要因为听说“男人比女人在性上更放纵”就只找男性；你应该找性放任的个体，其中许多是女性，尽管两性之间存在差别。
归根结底，由于两性之间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Hyde，2007）。其实，“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宣扬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误导人，因为它根本就不对。“研究不支持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文化的观点，更别提来自不同的世界了”（Canary & Emmers-Sommer，1997，p.6）。根据你在本书中接触到的严谨的人际关系学，更精确的说法是“男人来自北科州，女人来自南科州”（Dindia，2006，p18），或者正如我们某天看到的汽车贴纸所写：“男人来自地球，女人也来自地球，好好相处吧!”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般重要和有影响。但既然你读到了这本亲密关系的严谨著作，你就需慎重地思考并合乎理性地解释性别差异。有些性别差异很有意思，有时还很重要，它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接下来的几章我们逐一介绍。但性别差异是以两性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为前提而存在的，与整个人类的变化幅度相比，性别差异算不上太大。也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并进行更复杂和精确思考的应该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个体差异才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无论男女，人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各异（例如依恋类型），这些差异一般都比性别差异更能影响人际关系。
性认同差异
我要对人际关系条分缕析，进一步区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和性认同（gender）差异。确切地讲，性别差异指的是源自身体的两性生物性差异。相反，性认同差异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两性在社会性和心理上的差异，或者叫社会性别（Wood & Eagly，2009）。例如，养育子女后，女性为母亲，男性为父亲，这就是性别（生理）差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社会共识，则反映的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么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异并非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认同的差异殊为不易，因为加诸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期望、教育训练和他们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常常混淆在一起（Wood & Eagly，2010）。例如，因为女性能哺乳而男性不能，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半夜为新生儿哺乳的一定是妈妈，而且妈妈肯定比爸爸做得好，即便婴儿吃的是奶粉，只需要把奶瓶放到微波炉加加热！要分清生物和文化在塑造我们的兴趣和能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区分性生理和性认同两者的差别仍很重要，因为两性间的性认同差异大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
性认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即社会文化所期待的男女两性应有的“正常”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气”，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能干、好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味”，热情、敏感、多情、友善。大多数人都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两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社会行为（Kite et al.，2008）。然而遗传在决定人们自信或友善的倾向时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的（Cleveland et al.，2001；Lippa & Hershberger，1999）。文化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它通过社会化和榜样学习（而非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促使我们期待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有阳刚之气，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温柔细腻（Reid et al.，2008）。
然而，刻板印象并不像你认为的那般符合现实中的人；只有一半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Bem，1993）。相当多的人（约35%）并不是完全的“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传统上认为应该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因而被称为双性化（androgynous）。如果双性化这种说法看起来别扭，那可能是由于过于僵化地使用词汇：表面上看，“男子气”和“女人味”不可能同时并存。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把与任务有关的“男子气”的才能称为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质，把与社交和情感有关的“女人味”的技能称为表达性（expressive）特质。这两类特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双性化的人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在职场激烈的薪酬谈判中能有效而强悍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回家后又能细腻而温柔地安慰刚刚失去宠物的孩子。大多数人只擅长一种技能，在一种情境下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境下就不会那么轻松。而双性化的人在两种情况下都能驾驭自如（Cheng，2005）。
实际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达性视为男性和女性都拥有的两组能高低变化的不同技能（Choi et al.，2007）。看看26页的表1.2，传统的女人表达性高而工具性低，她们热情友好，但不够自信主动。符合传统期望的男人应该具有高工具性、低表达性的特质，他们是坚忍而强悍的铁血真汉子。双性化的人具备工具性和表达性两种特质。剩下的人（约15%）要么具有在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技能（称为“跨类型”），要么缺乏这两组技能（称为“未分化”）。在双性化、跨类型和未分化各类型内的男女比例大体相当，所以就性别差异而言，把两性视为具有不同特质的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既简单化又不准确（Bem，1993）。
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性认同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和谐”，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失败，而不是让两性关系变得更融洽（Ickes，1985，p.188）。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如双性化的人那样欣赏和喜欢对方。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者（Ickes & Barnes，1978）把男女配成对，一种条件下配对的男女都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另一种条件下配对的双方至少有一位是双性化的。介绍两人认识后，他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房间单独相处。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这段时间双方的交往过程。结果令人吃惊，传统型的男女双方很少说话，很少注视对方，甚至看不到笑容，事后报告喜欢对方的程度也没有其他配对高。（请想一想：从行为方式来看，男子气十足的男性和女人味浓厚的女性有哪些共同点？）如果双性化的男人遇上传统型的女人，或双性化的女人遇上传统型的男人，或者两个双性化的男女碰到一起，他们都比两个传统型的男女相处更为融洽。
表1.2 性别角色
更重要的是，传统型夫妇的这些缺憾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对婚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坚持传统刻板性别角色的夫妇一般不如非传统的夫妇婚姻幸福（Helms et al.，2006）。剽悍大丈夫和温柔小女人因为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差别很大，他们往往并不如那些不太传统、不太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夫妇幸福快乐（Marshall，2010）。
对此无需大惊小怪。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之中，都期望得到关爱、温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现出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表达性低的人结婚就不如与那些更敏感、贴心和友善的人结婚过得满意（SteinerPappalardo & Gurung，2002）。因此，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人是一种伤害，剥夺了他们本可成为更好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强（Stake & Eisele，2010）。在“应对事务”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通常自我感觉良好（Reis et al.，2000）。所以，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人也是一种伤害，剥夺了她们可能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能。传统性别角色也让女人少赚金钱。在全世界，传统型女人比上班的女人收入低（Stickney & Konrad，2007）。
这一切都表明，工具性和表达性都是有价值的特质，幸福、适应能力强、有效率和心理健康的人士通常都同时拥有这两组技能（Stake & Eisele，2010）。详而言之，那些拥有满意、幸福伴侣的理想夫妻，他们的工具性和表达性通常都很高（Marshall，2010）。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更喜欢双性化的恋人或配偶，而不是完全男子气或完全女人味的恋人或配偶（Green & Kenrick，1994）。
然而讽刺的是，人们往往会给那些不完全符合“恰当”性别角色的人很大的压力。妇女如果表现得如男人那般好强、自信，很容易被人认为霸道、无礼和“不像个女人”（Parks-Stamm et al.，2008），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受到性骚扰（Berdahl，2007）。然而，如果性别角色期望有什么性别差异的话，那就是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比对女性更为严格（Vandello et al.，2008）。女孩像个假小子，大家都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男孩子娘娘腔十足，大家就会很担心了（Sandnabba & Ahlberg，1999）。美国社会的性别角色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的确在改变，尤其是每一代的新生女性都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Twenge，2009），年轻人也逐渐变得更加男女平等，对男女性别角色的看法也不那么传统了（Bryant，2003）。但无论如何，即使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们的潜能，甚至有时候还是错误的，但它仍将持续地存在。今天我们仍期望和鼓励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达性（Heilman & Wallen，2010），这些性别角色期望正是使亲密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的重要因素。
工具性、男子气的人在向他人提供热情、细腻的感情支持时、往往感到不自在
资料来源：Re printed with pen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
人格
人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比如依恋类型和性认同差异）会受经验影响，历经岁月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个体差异却更为稳定和持久。人格特质会影响人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行为（Roberts et al.，2007），人格特质较稳定，长期也只会缓慢地变化（Roberts & Mroczek，2008）。
研究者已经发现一些能概括世界上所有人的核心特质（McCrae & Costa，1997），大部分核心特质会影响人们人际关系的质量（见专栏1.4）。积极方面看，外向、随和和尽责的人比在这些特质上得分低的人拥有更丰富、更愉快的人际关系（Malouff et al.，2010）。外向的人坦率开朗，随和的人善良友好，他们往往招人喜爱。尽责的人努力工作，做事有条理，他们往往会墨守成规，因而他们在高中并不太受人欢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们长大成人后，能成为值得依赖、信守承诺的亲密伴侣。“尽责心不够的人会透支他们的信用……取消计划、怨天尤人、疏懒嗜睡、违背承诺”（Jackson et al.，2010,p.507）,因此他们往往是不可靠的伴侣。
然而，大五特质中最重要的却是那个有消极作用的特质：神经质（Malouff et al.，2010）。神经质的人容易发怒和焦虑，这些不良倾向往往会引起人际摩擦、悲观情绪和争执（Suls & Martin，2005）。的确，一项对300对夫妇历经4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生活满意和幸福的程度10%可由他们订婚时的神经质得分来预测（Kelly& Conley，1987）。神经质越弱的夫妇越幸福。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日子，但有些人的坏日子好像特别多（好日子特别少）——这些不幸家伙的亲密关系很可能非常糟糕、令人失望。
与大五特质一起影响人际关系的还有其他更特殊的人格变量，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现在请注意，人格影响人际关系的程度远大于人际关系影响人格的程度（Asendorpf & Wilpers，1998）。例如，人们是否会结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Johnson et al.，2004）。某些先天的人格特征可能让人晚婚，而且这种倾向不大会受到他们后来经历的影响。然而，即便是顽固的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Lehnart et al.，2010）。不满意和糟糕的人际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焦虑和神经质，而热情、有价值的伴侣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随和、平易近人。但这些影响是微弱的，人际关系对我们即将考察的最后一个个体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就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评价。
自尊
大多数人喜欢自己，也有人不喜欢自己。对自我的评价构成了自尊（selfesteem）。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质持正面评价，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但人们是怎样喜欢上自己的呢？具有启发性的主导理论认为，自尊是人们的主观计量器，即“社会关系测量仪”（sociometer），可以测量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Leary& Baumeister，2000）。如果他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喜欢自己；如果他人积极地对待我们并看重与我们的关系，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别人的关注——如果别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是否会介入他们的生活——自尊水平就低。根据社会测量理论，自尊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因为自尊是满足我们归属需要演化而来的机制。这种观点认为，因为生殖成功取决于能否待在部落里以及被他人接纳，所以早期人类对能预示他人拒绝的任何排斥信号都变得敏感起来。自尊就成为心理测量器，提醒个体警惕他人拒绝接纳自己，他人的厌恶和冷漠会逐渐使个体讨厌自己（Leary，2010）。
这一观点和我们对自尊起源和运作特点的了解非常一致（Leary & Baumeister，2000）。毋庸置疑，假设人们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力，则自我感觉就会良好（Brase& Guy，2004）。我们从他人那里感受到的尊重明显地影响到随后的自我评价（Stinson et al.，2010）。详而言之，人际拒绝会损害人们的自尊，而其他沮丧事件则不会。研究者的一个巧妙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参与者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吸引人的小组开除，开除方式要么是随机抽取，要么是被组内成员投票开除（Leary et al，1995）。即使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好结果，投票拒绝比随机拒绝让被拒绝者感觉更糟糕。有意思的是，有他人目睹的公开事件比私人事件（事件完全一样，只不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对自尊的影响更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许多领域自我评价似乎极大地受到我们所以为的他人看法的影响（Koch & Shepperd，2008），这一点全世界亦然（Denissen et al.，2008）。
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非常困难（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
有时，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成了糟糕人际关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招人喜爱，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却因为他人的苛刻对待产生了低自尊。当这些人进入伙伴更友善、更欣赏的新人际关系又会怎样呢？他们接受到的新反馈能否慢慢提高他们的低自尊呢？
这却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有时低估伴侣对他们的爱，以致损害亲密关系（Murray et al.，2001），还觉知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侣忽视（Murray et al.，2002）。请看表1.3。自我评价低的人很难相信伴侣会真正深深地爱着自己（Murray et al.，1998），结果，他们往往都对持续的爱情不乐观。低自尊者“即使处在亲密关系之中也往往（毫无根据地）认为伴侣对自己的感情非常不可靠”（Holmes& Wood，2009，p.250）。这又使他们对伴侣偶尔糟糕的情绪反应过度（Bellavia & Murray，2003）；与高自尊者相比，他们会感到更多的拒绝，遭受更多的伤害，变得更容易发怒。这些痛苦情感使他们更难建设性地行动，以应对臆想中的危险。当亲密关系出现挫折时，自我评价高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努力修复亲密关系，低自尊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乱搞一通（Murray，Bellavia et al.，2003），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Murray，Griffin et al.，2003）。
表1.3 伴侣怎么看我
默里（Murray，2008）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变得依赖他人时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与亲密伴侣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享受到支持和关心的丰厚回报，但如果发现伴侣不值得信赖，也让我们容易受到背叛和拒绝的极具破坏性的伤害。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低自尊的人则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关系变糟就从伴侣身边离去，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默里指出，我们都需要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脆弱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结果是，低自尊者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错误地以为爱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侣拒绝承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表现出令人反感、自我打击式的伤害和愤怒，完全隔断了自己渴望的伴侣的安慰。相形之下，高自尊者对同样的小磕绊完全不以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正面评价。最终的结果非常不幸，低自尊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克服；即使结婚10年后，低自尊的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如恩爱夫妻那般爱恋和接纳自己（Murray et al.，2000）。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来自人际关系，又影响着随后发生的人际关系（Carmichael et al.，2007）。我们的自我评价似乎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这种自我评价影响着随后与新伴侣的交往，新伴侣又进一步证实我们人际关系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来自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并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后续发展。
人类本性的影响
在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个体特征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人际关系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类共有的动物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演化的作用，演化历经无数代塑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地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Confer et al.，2010）。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 & Alexander，2007）。你或许听过自然选择，它指动物比其他同类更能有效地应对天敌和环境挑战（如食物匮乏）的天赋优势。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Ash & Gallup，2008，p.313）。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遗传性（现在就是这样，Tellegen et al.，1988）。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Confer et al.，2010）。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除了在那些不同、特异化的行为方式上（这种行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异性和提升后代的生存优势）存在性别差异外，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应该很相似。这样的情况存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两个设问：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会是多少个孩子的父亲？（答案当然是“很多，或许多到100个。”）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能生育多少个小孩？（可能只有1个。）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的生物学差别，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稳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Kenrick et al.，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Schmitt，2005）。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paternity uncertainty）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 & Schmitt，1993）。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贞行为比男人少（Tsapelas et al.，2011），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这一点较女人为甚（Schutzwohl，2006）。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同（Buss & Schmitt，1993）。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Schmitt，2005）。结果是，男人在猎艳时，看起来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别有吸引力（Schmitt et 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标（Buss，2000）。男人还常常追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重外貌，随着年纪增长，老男人更加喜欢与更年轻的女子结婚（Kenrick & Keefe，1992）。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Greiling & 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她们的孩子带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Gangestad & 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Buss，2012）。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观点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实际上，我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证实（Buss，2012）。 [7] 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Kanazawa，2010）。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并不全都适应于我们今天居住的现代环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尽可能地与每一个可能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现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仅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就看到（1）生殖技术的发明（例如避孕药）能让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为；（2）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致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如今，对于男人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偏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适应又将经历数千代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Eastwick，2009）：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有适应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所有人并不相同（Michalski & Shackelford，2010），但我们确实还继承了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遗迹不可磨灭地刻入了我们的性格（Winston，2002，p.3）。
这种富有争议性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引来了批评。一方面，演化学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大多数发现还和演化学的观点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境的设想必然带有猜测性。此外，对许多有争议现象的解释，演化学模型并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妇女在选择伴侣时必须比男性更谨慎，也的确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握经济资源（Wood & Eagly，2007）；可争论的观点是，妇女必须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她们自己很难赚到男人那么多的钱（Wood & Eagly，2002）。如果赋予女性和男性同样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述性别差异就可能大大减小了（Eagly & Diekman，2003）。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与文化无关，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陆续谈到。无论人类本性是演化而来还是文化创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确存在，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最后一个构成要素是两人之间的互动。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到的还是人际关系中个人所特有的经验和人格，现在得承认人际关系常常大于它各部分相加的总和。人际关系由每一个参与者的经历和才能组合而成（Robins et al.，2000），这些总和也许比构成它们的个体简单相加要大得多。化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把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氢和氧）就得到化合物（如水），这个化合物与组成它的任何部分都不一样。类似地，两个人创造出的人际关系来自于每个人的贡献，但它也许与这两个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不太相似。
就拿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来说。即使你是个安全型和可信赖的人，毫无疑问你对某些人的信任远超另一些人，因为信任是双向的过程，同时受到你和伴侣双方性情的影响（Simpson，2007）。而且，它来源于你每天和伴侣不断付出以及不断接受的动态过程；信任是流动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事物，它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时起时落。
每种亲密关系都像这样。就个体而言，伴侣各方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情绪的波动，健康和精力的变化；那么当他们互动时，他们彼此的相互影响就可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结果。当然，长此以往，明确而清晰的互动模式就能区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Zayas et al.，2002）。但是在任一特定时刻，人际关系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它是人类复杂互动活动变化的结果。
总之，人际关系是由多种影响因素构成的，其范围从当前文化的流行时尚到人类种族的基本属性，非常广泛。在这些一般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很多个体独有的影响因素如人格和经验，它们有些是习得的，有些是遗传的。最终，两个来自同一星球，但在很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人，开始了他们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或许令人沮丧，或许令人满意。但这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总是让人着迷，这就是人际关系的构成。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本章开始时我就强调了亲密关系对人类的价值，所以为公平起见，在本章结束之际我得承认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潜在的代价。我们需要亲密关系（没有它我们会备受煎熬），但有时我们和他人打交道也会带来不幸和痛苦。的确，人际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令人失望，很多书就是针对人际关系的缺陷而写的（Cupach & Spitzberg，2011）！当人们与他人接近时，可能害怕自己最在乎的秘密被人揭露或利用。他们还可能担忧伴随相互依赖而来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丧失（Baxter，2004）。他们或许还担心会被自己所依赖的人抛弃。他们认识到人际关系可能存在欺骗，人们有时还会混淆了性和爱（Firestone & Catlett，1999）。实际上，大多数人（56%）在过去的5年中人际关系都曾陷入困境（Levitt et al.，1996），这些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我们讨论完依赖类型后，你或许就意识到，有些人更害怕亲密关系（Greenberg & Goldman，2008）。的确，有些人总是担忧别人会拒绝他们，忧心忡忡地等待亲密关系的破裂（Romero-Canyas et al.，2009）。但无论我们的担忧是臆想或现实的，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人际关系带来的意外的、令人沮丧的伤害（Miller，1997b）。亲密关系中失望和烦恼的恶果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Whisman et al.，2010）。
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没有与他人的亲密联系，我们就会枯萎和死亡。人际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它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你现在阅读这本书，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在下面的章节中能更好地帮助你理解亲密关系。
请你思考
马克和温蒂大三的时候在校园相识，他们很快发现彼此很喜欢对方。温蒂漂亮、非常有女人味还相当温顺，而马克在他们第二次约会时就勾引温蒂上了床，对此马克沾沾自喜。温蒂着迷于马克的个人魅力，因为她总是有点不自信，怀疑自己的优点。温蒂感到非常兴奋，能有一个强势、有非凡魅力的男人为她吸引。在大四的时候他们开始同居，毕业6个月后就结婚了。他们的婚姻状况保持了传统的伴侣关系，孩子还小时，温蒂就待在家里照看，马克则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在职场成功了，加过好几次工资，但温蒂觉得丈夫爱工作胜过爱自己。她希望丈夫能多和她聊聊天，而马克则希望妻子节食减肥并照料好她自己。
据你看来，马克和温蒂婚姻生活的前景怎样？如果他们10年后还在一起会有多快乐？为什么？
[1] 此处及下文的统计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U.S.Census Bureau，其网址为：census.gov）、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其网址为：cdc.gov/nch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其网址为：pewsocialtrends.org）以及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其网址为:prb.org）。
[2] 这一事实可能令人沮丧，但你拥有幸福婚姻（假设你选择结婚）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都要大。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对关系科学的兴趣很可能极大地促进你的亲密关系。
[3]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真理，关系科学却发现未必如此。这类例子表明对亲密关系谨慎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无知并非福。亲密的伴侣关系是复杂的，在常识观点和民间智慧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准确的科学信息尤其对我们有益处。
[4] 请不要跳过本书的专栏，这些专栏都值得你用心阅读，相信我。
[5] 这里给出的是美国数据。在其他国家，安全型依恋比其他三种依恋任何一种类型都更普遍，但并没有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总人数多。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安全依恋的人比安全依恋的人更多（Schmitt，2008）。
[6] 这里d值的计算方法是，把男女平均得分的差值除以每一性别内的平均数差异（即男女得分的标准差）。计算出的d值可以比较性别差异和男女组内差异孰大孰小。
[7] 这里请你复习一下本章前面学习过的性别差异。两性在喜爱外貌长相和金钱收入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不关心外貌，男人不关心金钱。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男人和女人大都渴望同样的事物，如爱侣的热情、稳定的情绪、慷慨的关爱等。上述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人们并不愿意以牺牲两性都渴望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为代价去片面地追求长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