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利基来自“古人类学研究第一家族——利基家族”。1978年，她找回了人类历史上“丢失的一页”——“莱托里足印”。当时，在非洲同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她发现了两个成年生物留下的脚印，还依稀可见一个幼年生物的足印。甚至可以想见，三人快步行走在萨迪曼火山纷纷飘落的灰烬中。这些足印的主人可能属于灭绝已久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它们的代表是露西。露西的发现表明，很久以前，人类始祖就能够直立行走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或并排前行，或排成一列。清晰的足趾形态，以及足跟、足弓和脚趾上重量的分布特征都表明，“莱托里足印”与当代人的足印相比，除了小一些，其他方面已经十分相似了。利基宣布：“莱托里足印可以确证，人科始祖已完全可以两足直立并自如地行走了。”
火山灰遇水形成的灰泥是一种非常可靠的记录介质，玛丽·利基甚至还在其中发现了雨点飞溅的印记。该介质显示，很久以前，在火山喷发的那一天，四处奔逃的不仅有南方古猿，在他们的脚印中还夹杂着已经灭绝的三趾马的蹄印。火山灰甚至将长颈鹿行走时打滑的蹄印痕迹都鲜明地保存了下来，将已灭绝的长有向下弯曲象牙的大象、袖珍长颈鹿、剑齿虎的足印、蹄印和爪印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这些散落在原始大地上的动物印记，进一步凸显了“莱托里足印”的独特之处。其他哺乳动物用四足奔逃，而南方古猿则用两足疾走。
乔治·奥威尔在讽喻小说《动物庄园》中，描述了曼纳农场的动物们为了摆脱农场主的奴役，决定群起反抗，赶走农场主，自己当家做主。它们在占领曼纳农场后把名字改为“动物庄园”，领导者是一头名叫“雪球”的猪。由于农场的动物不识字的很多，雪球就将他的农场宪法“七条戒律”浓缩为“四足动物是优等的、两足动物是低劣的”，他认为这是“动物主义”的根本宗旨。
两足动物——人类，肯定不会认同“两足动物比四足动物低劣”这种论调。18世纪德国物理学家和讽刺作家利希滕贝格的观点是：“人类用两条腿走路也许不那么自然，但的确是一种高贵的发明。”埃克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强调：能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对人类这一演化成就大加称赞，并用标准的演化语言描述道：“很久以前，人类的先祖第一次用后腿站起来，又摇摇晃晃数千年，终于在某一天的某一刻，终于挺直身躯，并最终拥有了直立行走的姿态。那一天，很可能是个令人伤感的日子，但却是神圣而庄严的。”我们现在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那一刻的重现。芭蕾舞演员的每一次足尖旋转，都使我们确信：虽然每种生物都各有长处，但人类完全有资格给自己颁发“最佳表现奖”。
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很多人开始猜想生物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灵长类动物是如何慢慢直身站立、如何走到食物链的上端的。这类故事最引人入胜之处，往往是讲述者本人想象出来的。无论是利希滕贝格的“人类的直立行走是高贵的发明”，还是埃克斯坦的“人类直立行走是神圣庄严的”故事，都不外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加深，《创世记》中关于人类起源的“神创论”逐渐走下神坛，但很快就被一些“科学神话”替代，比如亨利·奥斯本[1]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人类走上帕纳塞斯山》，他在书中提出了“人猿平行进化论”。事实上，只有人类脑容量的增大和对生拇指的形成，才比得上直立行走这一进化成就，这三者才是人类“白手起家”式的演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人的膝盖周围有肌肉，所以膝盖才能被“锁定”，使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直身站起，站立时也不必完全依靠大腿前侧四头肌的力量。尽管大猩猩在必要时可以近乎直立，但是因为它们的膝盖不能“锁定”在一个支撑位置，所以直立会使其四头肌不堪重负。大猩猩在直立时，身体不稳且站立的时间短暂，一看便知它们的站立有多么艰难，很像喜剧演员格鲁乔·马克斯趔趄歪斜的立正姿势。人类则不是这样。如果你仔细观察在银行排长队的人们，就会发现，大家会不时地变换身体的重心，使其从一条腿转至另一条腿，但膝盖却始终保持直立的状态，让我们能长时间稳定地站立，就像小鸟困倦安睡时将爪子紧紧锁扣在树枝上一样。
这种适应性令人着迷，但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关于直立行走的渊源，有很多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有时相互矛盾，有时相互补充。古生物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认为，人类两足性的进化受多种因素影响，最大的可能性是：人类直立迈出的第一步，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激发着我们雄心勃勃的祖先，去适应和完善直立行走的行为。很多四足动物能够短时直立，是为了探知危险或者获得食物。福尔摩斯提醒华生：“在未了解事实真相之前就提出理论是大错特错的。”进化生物学家就应该像做刑事侦查一样，从现有的线索出发，努力寻找确凿的证据，以及证据的来源和证据的特性。
为什么人类能在饭后散步，能跳步态舞和萨尔萨舞，能进行双人三足赛跑呢？稍微想一下就会发觉，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尝试解答它。我们可以先观察那些在生理结构和行为模式方面与人类相近的生物的行为，这些生物包括大猩猩、倭黑猩猩和其他高等的灵长类动物。我们还需要找到有关人类先祖的强有力的化石证据，这些关键的证据需要不断地累积。科学家们虔诚地测量化石尺寸、称重、拍照、制作电子显微镜相片。他们还做骨结构的切片，测量颅容积，分析DNA。两足生物需要某种腿部肌肉的参与以承受直立行走时的压力，在保存最完整的化石样本中，此类肌肉的生长痕迹仍清晰可见。现代生物力学也可以将化石中的肌肉与现代人的肌肉进行比较，我们在第七章曾提到，人身上最大的肌肉组织在四肢，我们借助四肢才能行走、举高和搏击。
自从科学家确认了第一块人类祖先化石之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议便甚嚣尘上。人类的始祖先是脑容量增大，还是先长出对生拇指，或是先拥有了直立行走的能力呢？又或者造就人类独特性的那些特征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就像解决其他问题一样，要回答此类问题，还有待证据的不断充实。1924年，南非汤恩采石厂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头骨化石，即“汤恩幼儿”。科学家雷蒙德·达特对这块化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汤恩幼儿的脑容量偏小，并认为这是新的物种（现在普遍认为其仍属于南方古猿，也就是与露西是同宗）。随着达特教授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人类最先学会直立行走，很久以后才发育出超大的脑容量。有更多的证据佐证了这一点，特别是在玛丽·利基发现了“莱托里足印”之后，这一观点更是无可辩驳。如今，玛丽·利基发现的人类足印，远比恐龙的行走遗迹更加出名。大多数科学家一致认为，这些足印属于灵长类动物，他们早在360万年前就可以直立行走了。现在的人们相信，直立行走是灵长类动物发生的第一个重大改变，从此人类就开始了漫长且曲折的直立行走的旅途，并一路走向世界的舞台和赛场，成为“舞神”巴瑞辛尼科夫[2]，成为“飞人”乔伊纳[3]。
关于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动力的相关理论可谓汗牛充栋。随便拿出几条理论看一看便知，找到这一神奇“侦探故事”的线索有多难。《动物庄园》里的“独裁者”雪球敌视双足动物，家禽们对此提出抗议。雪球一边抚平家禽们因愤怒而竖起的羽毛，一边解释说：禽类的翅膀是用于驱动而不是用于操控的，相当于有四条腿，因此它们不属于敌对阵营。为了说明他为什么反对两足动物，雪球引用了一句在本书第八章出现过的句子：“人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其用来行恶的手。”雪球的这番话表明，他认同人类进化的某些观点。有关人类直立行走的最早的一个假设认为，解放双手的意义在于方便人类使用工具和采集食物。今天，关于这一话题仍然有多种解释。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欧文·拉夫乔伊提出，两足动物的进化或许促成了南方古猿在社会结构中的雄雌配。在当时，古猿的双手被解放出来，不再用于协助行走，手成了觅食和狩猎的工具。拉夫乔伊说：“如果你的伴侣能直立行走，那他就更擅长携带食物，而且很可能还会给你带回来一些。”拉夫乔伊推测，一夫一妻模式先出现，然后男人成为家庭主宰，也就是说，一夫一妻模式是男人作为养家者的先决条件。一夫一妻模式的要义是男性在家庭中起主导作用，当然这一要义也极具争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