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哲学看知识创造的知识
作为根本性知识的哲学
知识一般作为行动指南、问题对策、判断及决策的标准、生活中必要的实践方法等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知识没有实体，但它能告诉我们面对实体、现象时应该如何行动，甚至能成为感动人类的力量。人生格言、人际交往、处事方法、商业原理与原则、理财技巧等主题的书籍应有尽有，商业活动也需要专业技术、经营及业务手段等各种各样的知识，不过这些都是实用性的技术知识，其实哲学中的知识才是事物的根本。
乍一看，“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哲学问题与商业经营似乎毫无关系，但是不思索“人们为什么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商人无法取得成功。我们确实需要仅凭追逐利润和竞争原理无法阐明的哲学知识，看似少见的、难解的哲学问题实际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之中。
说起令人费解的文章，很多人会联想到马克思。
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段话其实讲的是“单相思”，但是马克思为了把自己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语句。1究其原因，哲学话语的目的不是让句子变得诘屈聱牙，而是传达或使人了解用日常语言无法表达、无法理解的东西。
确证的真信念
传统哲学认为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换言之，对于拥有或获得了某种知识的人来说，知识是长期以来正确的、可以称之为信条的“真”的东西，或者说他相信该知识是真的。那么所谓的“真”到底是什么呢？哲学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说这里包含了从哲学中回溯知识创造之源的意思。
真值条件理论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对应说，即“真”是命题和事实的正确对应；第二种是整合说，即形式逻辑学认为命题内部、命题互相之间无矛盾且具有整合性；第三种是实用主义，即认为人类的认识是通过经验得来的，要从行动结果的有效性而非事实对应或抽象性整合来检验真理。它们看似是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知识社会经营中的常见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或思考，就无法判断组织内部的个体创造的知识是否为真。我们必须坚持积极地追求真理。
关注知识的“原型”
本书旨在论述“对于知识经营和知识工作者来说，应该如何构建知识创造的过程”，并非哲学读物。但只要我们能从几千年历史积淀的知识宝库中找出知识的创造方法的要点及过程，就能发现经营管理中有效的方法论。在此，我们尝试着把杰出哲学家们的经典思想的精髓作为“知识的原型”进行横向观察，这项工作不是研究哲学，而是把哲学当作发掘事物本质的方法论来运用，也可以说是把哲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浓缩成“原型（基本型）”的工作。当然，我们无法涵盖所有哲学家，这里仅讨论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比如被称为“哲学的源头”的柏拉图、“近代科学的始祖”笛卡儿、美国式经营的基础的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将东方传统思想纳入哲学体系的西田几多郎，他们都是知识的原型的创始人，都与知识创造的理论密切相关。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理念与对话的知识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是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的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柏拉图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哲学问题，比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之源”，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流变”。我们之所以首先提起柏拉图，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关于知识的哲学体系化的哲学家，还因为他是唯理论即理性哲学的代表，唯理论与经验论两大流派共同构成了直至后现代的哲学。
柏拉图哲学中最有名的是“理念论”，理念的意思是事物的本质、真实的存在，柏拉图的原话是：“某物的理念就是某物本身。”2
柏拉图认为，我们可以用感官感知的现实世界是理念投射的影子或摹本，各种现象处于生灭变化之中，而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追求诸如真善美的理念才是产生真正的知识的方法。造物主根据理念来创造具体事物，所以事物因模仿理念而存在。“木工根据理念来制造我们所使用的床和桌子，按床的理念制造床，按桌子的理念制造桌子，其他事物亦是如此。”就此而论，共有三种桌子存在，即作为理念的桌子、因模仿理念而存在的可感的桌子，以及因模仿可感的桌子而存在的画家所描绘的桌子。也就是说，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模仿的原型。
柏拉图理念论包含的知识的原型就是不为现实中感官的假象所束缚，追求超脱肉体的理想和本质，所以只有真善美的理念才能真正创造知识。下面我们引用柏拉图的《斐多》[1]进行具体说明，柏拉图的著作都采用对话（问答）形式，他的思想常以苏格拉底之名说出。
首先，苏格拉底告诉年轻人西米，对于获取知识来说，肉体会遭受怎样的阻碍。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再说说怎样寻求真纯的知识吧。如果和肉体一起去寻求智慧，肉体是帮手还是阻碍呢？我是说，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不正确的，这话对吗？可是如果视觉、听觉都不正确、不可靠，其他感觉就更不用说了。视觉、听觉还是最可靠的知觉呢。你说不是吗？”
西米：“我觉得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灵魂何时能求得真实呢？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
西米：“是啊。”
接下来苏格拉底指出，脱离肉体的制约才能追求真理。
苏格拉底：“那么，灵魂如果想求得真理，只能在思想里领悟到一些吧？”
西米：“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思想集中，不受外物干扰，一切声音、形象、苦乐都没有，尽量撇开肉体，脱离肉体的感受，专心一意地追求真实，这该是最适合思想的境界吧？”
西米：“是的。”
苏格拉底：“就为这个缘故，哲学家的灵魂蔑视肉体，并且避开肉体，争求孤独自守。不是吗？”
西米：“显然是的。”
然后苏格拉底说明理念的存在。
苏格拉底：“西米，我再问你。绝对的公正，我们认为有还是没有？”
西米：“我们认为一定有。”
苏格拉底：“绝对的美，绝对的善，有没有？”
西米：“当然有。”
苏格拉底：“有谁亲眼看见过吗？”
西米：“确实没有。”
苏格拉底：“或者有别的任何感觉接触过没有？我指人的感觉接触不到的很多东西，例如体积的大小、健康、力量等——也就是说，每一件东西底子里的实质。我们能由肉体来思考这种种事物的实质吗？一个人观察事物而要了解事物的实质，他先要尽心地做好准备，才能接触到这点知识。该这么说吧？”
西米：“就该这样说。”
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
苏格拉底：“一个人观察事物时，尽量单凭理智，思想里不掺杂任何知觉，只运用单纯、绝对的理智，从每一件事里寻找单纯、绝对的实质，尽量撇开视觉、听觉。概言之，撇开整个肉体，因为他知道灵魂有肉体陪伴，肉体就扰乱了灵魂，阻碍了灵魂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能这样单凭理智而撇开肉体的人，该是做了最好的准备吧？西米，这个人该比任何人更能求得真实的智慧吧？”
（柏拉图《斐多》）
柏拉图的思想是无视现实的理念至上主义，受到重视经验和科学合理性的哲学家以及尼采等彻底批判真理绝对性的哲学家们的抨击。不管他正确与否，追求理念的知识的原型为我们创造知识指明了一个方向。
柏拉图以“太阳”“洞穴”和“线段”三个隐喻来阐述理念论。“太阳之喻”把理念比作太阳，犹如可感的事物世界由太阳所主宰，可知的理念世界由“善的理念”所统治。万物之所以有可见性，眼睛之所以有视力，都是因为有太阳。同理，理念之所以有可知性，心灵之所以有认识理念的能力，皆因善的理念的存在。3
但是我们无法完全认识理念。如图1-1所示，在“洞穴之喻”中，一群囚徒世代居住在洞穴里，由于被镣铐紧锁而无法动弹，只能直视眼前的洞壁。囚徒身后燃烧着一堆篝火，火与人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一群人高举人像、兽像与器物等沿墙而过，火光将雕像投射在他们面对的洞壁上，从而形成虚幻的阴影。囚徒只能眼望阴影，而无法瞧见实物，所以误以为阴影就是实物。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锁链来到洞外，由于第一次见到阳光，他眼冒金星，头晕目眩，最终意识到这里才是现实世界。于是他回到洞中，试图解救同伴，但事情并不简单。被缚的囚徒们认为，太阳是理念，影子是现实世界，清醒的人突然由明入暗，视线一片模糊，遭到被缚的囚徒们的纷纷嘲笑。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追求善的理念来生活，这正是柏拉图想要表达的。
图1-1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线段之喻”来说明这种由影子向光明的转变对应了由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的转变以及受教育者的智慧从低到高的过程。4
众所周知，知识来源于对本质的追求，来自不断思索“这是什么”“为什么存在”，而肉眼无法看见本质。我们凭借理念发现普遍真理的存在，以此实现与他人和团体之间共享知识的目的。我们要追求真善美，知识是接近真善美的方法，所以知识可以成为生存的助力。知识的发展进步是多层次的、螺旋式的，但是现实的对面有更加本质、普遍的东西去照亮其前进道路，这就是理念论。
真善美的理念追求可以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典型的知识的原型，同时也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确立的哲学的基本态度。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非常有名，他最先质问“对人类来说，终极真理是什么”，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人类拥有的知识是不完整的、没有价值的，认为人类像神一样“无所不知”的想法是错误的，明白自己什么都不懂，即“自知无知”才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而正因人类无知，才能去“爱智慧”，这就是苏格拉底建立的哲学。
苏格拉底主要采用对话（问答）形式，他站在雅典街头，与年轻人和其他智者一问一答，他主要反驳的对象是智者派。智者派运用具体事例和修辞学讨论事物，但通过诡辩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对此，苏格拉底力图说明“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遍本质，对话在不断追问“如果这不是本质，那本质是什么”的过程中展开，于是对手逐渐出现矛盾和逻辑破绽，陷入窘境，而苏格拉底认为这正是了解“无知之知”的哲学的知识创造的出发点。从柏拉图的对话录也可以看出，追求理念的对话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知识的方法论的根本。
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比喻为“助产术”，这是一种引导学生自己得出问题答案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灵魂、真理等本质性的知识是在每个人自身的努力（阵痛）下孕育而生的，在此意义上，哲学家是帮助人们创造知识（分娩）的助产士。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中有一段关于助产术的精彩对话。对于“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告诉年轻人泰阿泰德三个答案，分别是“感觉”“真信念”和“真信念附加上说理”，但最终这三个答案都被否定了，因为对于求知者来说，最重要的在于过程。5
苏格拉底：当我们在探究“知识”（是什么）的时候，回答说它是正确信念附加上“知识”——不管是关于特性的知识还是关于其他什么的知识，这是非常傻的。所以，泰阿泰德呀，知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真信念，也不是真信念附加上说理。
泰阿泰德：看上去不是。
苏格拉底：小伙子，关于知识，我们是还处于怀孕和阵痛的状态中呢，还是已经全都生产出来了？
泰阿泰德：宙斯在上，就我而言，由于你的缘故，我已经说出了多于我本来拥有的东西。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助产技艺宣告，所有这些产物都是风卵而不值得养育？
泰阿泰德：完全同意。
（柏拉图《泰阿泰德》[2]）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就是这样追求新知识的，它既不直接“授人以鱼”，又不寻找命题的结论，助产术是通过打破日常思维定式、从前提出发审视命题而展开的辩证法的方法论。
以下我们列举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知识的要素。
• 重视对话（问答）形式的知识
•“××是什么”，即追求本质型的知识
• 把困境看作知识飞跃的起点
•“自知无知”的思维能够产生新的知识
• 追求超脱肉体的理念、理想
• 追求真善美
• 普遍性才是价值之源
• 保持对知识的热忱
要想掌握这些哲学的“知识的原型”，就必须了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想，因为苏格拉底建立的西方哲学是探索“绝对真理是什么”的学问，其根本问题常常围绕人类与自然、主观和客观、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经验和观念、身体与精神等二元对立模式展开。二元对立虽自古已有，但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明确提出了“二元论”。
笛卡儿（1596—1650）——分析与构建的知识
笛卡儿以确立理性主义，提出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二元论而闻名于世，其思想距今已有近400多年的历史，现在依然作为常识根植于我们的脑海中。他在阐述追求真理的学术方法时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良知被分配得最为公平。”生活在知识社会中的我们仍然与笛卡儿所说的“良知的分配”息息相关。
为得出清楚且明晰的判断，笛卡儿采取了普遍怀疑（方法论上的怀疑）的手段。“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弃，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否还剩下一点完全无可怀疑的东西。”这种态度不是单纯的怀疑主义，它是为了触摸到绝对真理而采取的手段，是战略性怀疑事物的态度。它还从现实中找出值得怀疑的对象，逐个排除，去伪存真，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分析性思维方式。
通过普遍怀疑，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即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其他时，我就已经存在了。这个观念正是笛卡儿探索真理的出发点。
笛卡儿在《方法论》中为寻求真理的知识的方法论提出四条确证性的重要原则，引用如下（括号中是作者的概括）。这些原则可以被视为“知识构建”的方法论，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作用。
（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真的接受它。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为主的观念，除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排除一切成见，只接受清楚明白的观念。）
（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善解决。（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确保毫无遗漏。（彻底检查，确保没有遗漏。）
可以看出，这四条原则反映出以逻辑思考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我们将其转化为以下四个步骤：
步骤1：确立清楚且明晰的思考态度（价值判断）
步骤2：问题细化（分析）
步骤3：分步处理（解决）
步骤4：彻底检查（验证）
在此过程中得以确证的事物的真实性就是笛卡儿所说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原则，即作为起点的理性判断。
在笛卡儿的时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尚未消失，“如何进行理性判断”是一个难题。同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如何把真正有用的知识在自己心中理性地重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辨别信息真伪、接近真正的知识和信念的“决策过程”及“战略性思维”——同样也是难题。
江户时代初期的1637年，日本发生“岛原之乱”，而正是这一年，《方法论》的初版在荷兰莱顿印刷发行，这本书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性方法，着实令人震惊。在科学知识方面，中国曾领先于西方世界，产生了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3]，但没有形成科学的方法论。日本亦是如此，只拥有很强的实用技术能力。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中也曾描述道，幕府末期的工匠自力更生，竟从一穷二白中造出了蒸汽机船。6
日本人本来就没有思想，或者说正因为没有思想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很出色吧。一句话，无思想而有技术……如果把哲学也看成科学技术，就会很奇怪，不过作为一种素养，姑且算它是吧。
（司马辽太郎《发掘日本史》）
换言之，日本人有能力运用隐性知识引进科学技术，却无法通过概念化引入思想，这就是问题所在，今后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理性的概念化。
综上，笛卡儿式的知识的方法论具有以下特征。
• 对事物“普遍怀疑”的分析性手段
• 通过理性对事物现象进行概念化而得到知识
• 清楚且明晰的理性主义的价值判断
• 迅速修正错误
笛卡儿用普遍怀疑的知识研究哲学，其前提是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可疑的、不确定的，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正在怀疑的我自身的存在。正在怀疑的自己是“精神”，由精神意识到的客观世界以及自己的身体是“物质”，于是以主客观来区分自己和对象的二元论诞生了。沿着这个思路，世界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如同机器一样，从而发展出了机械论自然观。
笛卡儿用以下思路确证了完满的神的存在。
• 人类如何知道自身是不完满的？
• 通过把自己与完满的神的观念相比较，懂得自身是不完满的。
• 但是不完满的人类无法产生完满者（神）的观念。
• 因此完满的神是存在的，他给予人类完满的观念。
笛卡儿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既然看似混乱的物质世界也受到完满的神的支配，那么其中就存在可以称之为真理的规律，人类应该注意避免谬误，从自然中找出神创造的规律。
神的完满性在当今时代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是笛卡儿把中世纪神学的形而上学与彼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巧妙地、辩证地结合了起来，提出了“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这一实践性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他还开创了绵延至今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这里我们提到了辩证法，它也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
或许有人觉得笛卡儿式的知识非常理性、冰冷无情，或者正相反，它们只是戏谑地称颂神的法则。但是笛卡儿指出，在发现真理之前，我们当然要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在此过程中，不完满的人类的精神应该极力排除不可靠的欲望和感性，用清楚且明晰的理性来严格约束自己。《方法论》中有一段著名的“旅客的比喻”。
（在森林里迷路的）旅客绝不能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地兜圈子，也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尽可能笔直地前进，即使这个方向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选定的，也不要仅凭轻微的理由改变方向。因为这样做即便不能恰好走到目的地，至少最后可以走到一个地方，总比困在树林里面强。
（笛卡儿《方法论》[4]）
笛卡儿不单称颂客观真理，更强调追求真理的强大的人类意志、精神的自由和信念的重要性。他“知识之树”的道德观影响深远，现在仍然受到许多法国人的认同。
杜威（1859—1952）与实用主义——行动与实证的知识
柏拉图从超越现实的事物背后寻找理念的真理，笛卡儿宣扬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提出通过理性支配并拥有大自然，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从现实中，而是从超越现实的普遍性以及理性判断的过程中辨别知识是不是真理的。和这两种哲学的知识的原型不同，经验主义哲学重点关注人类的经验性知识。经验哲学可以溯源到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追求凭人类感觉经验能够把握的现实的因果关系。此后，针对观念论的大陆哲学，英国产生了经验哲学，20世纪初，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为主流，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经验主义原本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提倡的。洛克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1632—1704），他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像“白板”一样，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经验得来的，他的思想确立了与大陆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英国经验论的基础。休谟（1711—1776）则为经验论指明了方向，他认为“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想中的习惯性联想”，他站在真理不可知的怀疑论立场。
在休谟基于怀疑论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提示下，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打破了独断主义的迷梦”，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分歧。而随后，休谟作为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受到批判。
实用主义（pragmatism，pragma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行动”）继承了经验主义的衣钵，高举“有用即是真理”的大旗，强调由经验确定的实用性，在美国成为主流思潮，并发展成一种哲学运动。它从现实世界中寻找真理的依据，在哲学的知识的类型上尤其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形成鲜明对比。“实用主义”一词最早由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1839—1914）提出，他的初衷是解决“如何明确概念”这个逻辑学方面的问题，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1842—1910）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皮尔斯批判柏拉图、笛卡儿凭借理性寻求真理的方法，他认为虽说是理性的判断，实际上往往受到个人主观取向的影响，他强调合乎事实的、不受人的主观思考影响的判断的正当性。
作为皮尔斯的朋友，詹姆斯将这种先验性的思想进行总结，形成体系，他把皮尔斯关于逻辑学中概念形成的论述扩展为普遍真理，指出他不追究观念（知识）本身是否为真，而是通过现实事件变成真的。
“假如一个观念或信念是真的，那么它的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差别呢？真理怎样才能实现？如果一个信念是假的，何种经验会和由这种假信念而产生的经验有所区别呢？简而言之，从经验上来说，真理的兑现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实用主义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找到了答案：真观念是我们所能类化、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的；而假的观念则不能……
（詹姆斯《实用主义》）
按照詹姆斯的观点，真理“必须是在经验世界中产生效用的兑换价值的东西”，反过来说，效用的兑换价值，即适用于现实的观念，在其发挥效用的方面就是真理。比如信念能够使人心神宁静、获得勇气，这种结果意味着信念是“真理”。不过，欧洲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因此批评詹姆斯的观点过于功利，是一种反哲学。
虽然有人将其看成一种结果主义，但詹姆斯的本意是真理和知识本来就应该对人类的生活发挥效用，脱离了有用性的目的，真理就无法存在。皮尔斯、詹姆斯提倡的知识的原型可以概括为把知识应用于现实中而使其内化，获得实用性价值。
杜威在詹姆斯的影响下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进一步发展了詹姆斯“知识是人类的营利行为”的思想，把实用主义运用于伦理、教育思想等领域。杜威更喜欢把自己的理论称作“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强调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这是行动和经验产生知识的观点，成为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本土哲学。
知识的内容是已经发生的、完成的东西，因而是确定的、真实的。但知识参照的东西是未来的或前瞻的，因为知识可以理解为还在进行中的事情和未来应该做的事情，或提供一种手段，给它们赋予意义。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不同于笛卡儿把理性与经验对立起来的观点，杜威的思想是“动态的经验一元论”，换言之，经验就像科学的“实验”，观念是旨在解决问题的假设，是有效进行“实验”的工具。杜威实验主义的背后是一种积极面对未来、勇于探索知识的态度，坚持凭借理智得到新的价值，而不是拘泥于过去的价值。7
这也常常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带来了巨大影响。彼时学校教育偏重书本、语言等方面的学习，而他强调“从做中学”“从活动中学”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影响下，“二战”后日本的学校开始设置理化、音乐、图画和手工等实验室，他希望儿童通过直接体验学习和实验来追求真理。
杜威还重视经验中的个体和他人、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连续性，根据相互的、连续的经验，思维过程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假设—推论—检验—确认”五个步骤。
综上所述，我们把皮尔斯和詹姆斯提倡的实用主义的知识的原型概括为以下几点。
• 知识形成过程中信念、习惯、行动的重要性
• 对待事物的实证性方法
• 动态地、能动地把握知识
• 知识工具说、作为假设的知识
• 强调行动、经验、结果
• 通过经验将知识内化
• 重视身体在知识中的作用
实用主义把经验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而和杜威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则以不同的视角看待经验。
西田几多郎（1870—1945）——纯粹经验与“场”的知识
西田几多郎生于1870年，是最先在日本建立独创的哲学体系的著名人物。他精通禅理，提出了具有浓厚佛教思想色彩的“无”的哲学。他虽然也像詹姆斯那样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但不同于单纯的经验主义，他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概念——“纯粹经验”。
在《善的研究》中，西田用“纯粹经验”来表达凌驾于个体、主观经验之上的自我超越，于是东西方哲学发生了碰撞——西方哲学是“有”的哲学，即把真理当作一种实在的东西来追寻（我和真理是主客对立关系），而西田的纯粹经验反映了超越“主客对立”的“物我相忘、主客合一”的世界观。
西田的知识的方法论与夏目漱石（1867—1916）晚年提出的“则天去私”有异曲同工之妙。8夏目漱石和西田是同时代的人，致力于从东方视角确立小说的写作方法。日本的先贤与自然合一，融入混沌，不断获得生命力。“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自己创造的词，意思是“遵照天理、去掉私心”，他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区别。在近代社会中，我们必须以个人主义的方式生活，个人主义原本建立在与他人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但现实中自我优先的行为往往发展成利己主义。夏目漱石批判利己主义，认为只有脱离自我的执着，与天地自然混同一体，自由自在地满足精神的需求，这样的生活才真正体现了个人主义。
西田的观点更加明确，他在《善的研究》的序言中指出，最直接的知识才是自身哲学所追求的东西。
费希纳曾经说过，有一天早晨他坐在莱比锡玫瑰谷的凳子上休息，在和煦的春光下眺望着鸟语花香、群蝶飞舞的牧场，心里一反过去那种无声无色的自然科学式的、黑夜般的看法，而沉迷于当前现实的、真实如白昼的思考。我不知受了什么影响，很早以前就抱有一种想法，即认为实在必须是现实的原样，所谓的物质世界也不过是从这种现实中思考出来的。现在依然可以回忆起我高中时，一边在金泽的大街上走着路，一边像做梦似的沉湎于这种思考的情景。当时的思考或许就是构成这本书的基础。
“直接的知识”就是“纯粹经验”，表现出类似禅学中主客未分的状态，意味着“我”这一主观意识尚未形成的原始状态或混沌统一（见图1-2）。比如我们在聆听美妙的音乐时，体验到的是“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瞬息之间，不仅没有考虑这是外物的作用还是自己的感觉，也没有判断这种颜色或声音是什么”；比如“登山者拼命攀登悬崖时，音乐家熟练演奏乐曲时，完全是知觉的连续”。此时，我们完全不考虑音乐是空气的振动或自己正在听音乐，这样的内省与思考活动其实是之后产生的，换言之，“有经验才有个人，并不是有个人才有经验”。
图1-2 主客未分的东方思想
纯粹经验不是很容易理解，它和美国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赖（1934—）提倡的“心流”的概念有相通之处。契克森米哈赖观察发现，艺术家、运动员、音乐家以及国际象棋棋手等人群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全神贯注地投入，获得了最佳体验，而且他们具有共通的感受方式，他们觉得工作过程中“纯粹”的愉悦感如同行云流水，所以契克森米哈赖把这个概念命名为心流。我们也可以把心流看成日常某个忘我的瞬间，或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中的经验，它们会成为“内在报酬”而促进精神的集中。
西田把成为内省和分析的对象之前的、无我忘我状态下的经验称作纯粹经验，那么喜怒哀乐、记忆、抽象思考以及意志等各种构成“我”的要素全都来自于纯粹经验。
在《善的研究》之后，西田出版了《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进一步说明了纯粹经验的心理结构，他指出从“直观”到“反省”再到“自觉”的辩证过程才是自我[6]。“直观”是“主客未分的、知者和被知者合为一体的、按照现实原样不断产生的意识”，即纯粹经验，“反省”是自我发展的作用，是原本统一的纯粹经验产生的对立、分化的状态。但自我并不因反省而反复地分化，而是返回自身的根源，再次与直观结合起来，这种自我创造性的循环过程就是“自觉”。
西田提出了著名的“场逻辑”，把其中“绝对无的场”看作主客未分的超越自我的创造性和自我统一力的源泉。与他人交流，理解、推测他人的想法也属于这种主客未分的“绝对无的场”的范围，因此西田认为通过自我向“绝对无的场所”转变，个人与他者之间能够形成共同的体验。9
我们将西田哲学的要点总结如下。
• 按照原样直观地观察现实
• 作为形成知识的母体，“经验”的场
•“直观→反省→自觉”的知识的辩证发展
• 知识创造中“场”的重要性
• 在自我与忘我的循环过程中产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