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专利，但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之后，是黑格尔将其放在个人哲学的中心位置。他发展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发现了“否定之否定”，把对立统一看作知识“扬弃”到更高阶段的动态的内部运动，可以认为这受到了“万物流变”的赫拉克利特的影响。
黑格尔还猛烈批判康德的二律背反原理，指出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没有实在的真理，矛盾才是真理的标志，是使知识能动地产生、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理性运动即人类精神辩证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历史。黑格尔的观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只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知识的方法论，尤其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与SECI过程的螺旋上升密切相关。此外，辩证法的意义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运动和发展的动力，另一个是最终结束或走向同一的“综合”作用。
辩证法是综合性的知识的方法，能够准确理解人类思考的本质，它不是单纯的预定和谐[7]的直线运动，而是对立和否定作用下的曲折前进。知识的辩证法式的创造发展不是历史必然性那样的无情的规律，它需要我们跨越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辩证法的思考离不开矛盾，离不开辛勤的汗水，它指引我们在更高层次上更加深入地探索真理。
知识创造从表面上看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互动过程，但背后蕴含了上述哲学传统中与其相关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知识创造中的辩证法的力学与探索真理的崇高意志共同形成了产生知识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见图1-6）。
图1-6 辩证法的知识创造模型
知识创造的过程（SECI）是从个人到个人（S）、从个人到集团（E）、从集团到组织（C）、再从组织到个人（I），逐步推进、螺旋上升的过程。社会化（S）和外显化（E）与创造性相关，而组合化（C）和内隐化（I）与效率性相关，因此，这个动态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创造性与效率性的辩证法的对立。
不仅如此，个人对知识的能动作用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环境（世界）的影响。在把环境分析为对象的显性知识层面上，个人与环境是对立关系（主体对客体），但是在带有个人体验、没有被对象化的隐性知识层面，二者并不对立，环境融入“我”自身之中。总而言之，知识创造的过程用辩证法解决了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
“我”这个主体（个人）在受到世界（环境）的制约的同时，通过知识创造的实践为这个世界贡献新的知识，因此，这里所说的辩证法的力学并非受主体的自由意志或环境的影响，而是超越了二元论的存在。
作者笔记
东方的辩证法及其在“场”中的实践
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力学在西方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继承，在东方与既有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相结合，超越了西方的二元对立，发展成具有东方特色的独创性知识原型。
东方思想是日本人文化环境的基础，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种有益于知识经营的知识原型。说到人无我有的知识，首先是重视经验和实践，其次是西方哲学执着于“我”这个主体，从而形成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东方哲学冲破了自我、主体的樊篱，并不严格要求主体的确立。因此，人们在超越自我的主客未分或无我忘我的状态下，以自由移动、自由切换的视角不断探索求知。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分别延伸到了“场逻辑”与“主词逻辑”的逻辑推理中，12前者是“根据在场中观察到的思考、意象的同一性进行的推理”，是具体的、感性的逻辑，也可以说是基于西欧的主词同一性的推理的前阶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自觉地使用这两种逻辑，并使它们发展融合，形成辩证法。
东方艺术力求通过原型把经验和实践的知识发展到最高阶段，“守破离”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守破离”是由室町时代的传统戏剧能乐[8]演员、作家世阿弥（1363？—1443？）提出的，“守”是遵守基本的原型，规规矩矩地做事；“破”是对原型有所突破，不断摸索、试错，发掘自身的特点；“离”是从原型中独立出来，开创全新的境界。世阿弥超越了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的老师的观阿弥，写出了能乐理论著作《风姿花传》。世阿弥认为无论是茶道、花道、剑道还是柔道，所有的“道”都是传承而来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型。但只有原型也是不够的，想要将其具体化（如能乐表演、茶点待客）就必须实际应用、有所变化，于是他开始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版本，同时也没有忽略本质。这突破了日本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桎梏，是推动进一步发展创造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知识创造中社会化的代表西田几多郎指出，进入经验的深处、暗处，“于无形之物中见形，于无声之物中听声”，能够获得纯粹的经验。西田哲学还论述了从“直观”到“反省”再到“自觉”的辩证法的存在论，但它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辩证发展有些许微妙的差别。黑格尔把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作为知识运动的第一步，而纯粹的经验是把经验辩证地分解开，是自上而下的螺旋，西田抛弃了客观的“自为”，把“自在”，也就是直观、纯粹的经验当作知识动态生成过程的第一步。换言之，只要能感受到佛家的“立处即真”——一切事相都是真性自如的反映——就能把经验纯粹化，这正是以东方思想为基础的西田的辩证法。正如西田自己宣称的那样：“相对于西洋的‘有’的哲学，我提出‘无’的哲学。”他在某个侧面与西方哲学针锋相对。
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已有之。明朝的王阳明（1472—1528）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传习录》有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的名言点明了詹姆斯和杜威实用主义的核心，但比他们早了约500年，这正是重视经验和实践的东方思想的铁证（见图1-7）。
图1-7 知识创造的东方的辩证法运动
把理性与感性、观念与实践、理性与经验当作二元对立是东方哲学的常态，也可以说是“缓和的”或“柔和的”辩证法，这与下文将要谈到的巴斯卡的超验实在论有相通之处。
知识创造的螺旋运动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将丰富的隐性知识投入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另一个是参与人员需要自我成长。这种隐性知识与自我成长就是感性认识，即只能从直接经验中产生的东西，而直接经验就是实践。
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现象学和社会学，人们开始认识到体验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作为促进知识深化发展的动力，根植于东方古老传统的实践和经验也愈发受到科学以及存在论、认识论等哲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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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中《斐多》选段参考杨绛的译本《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略有改动。——译者注
[2].选段参考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2015年出版，略有改动。——译者注
[3].原文即如此，许多外国学者如培根、马克思等不提及造纸术可能是因为其改变世界的作用远不及其他三者。——译者注
[4].中译本参考王太庆译本，略有改动。——译者注
[5].中译本参考何倩译本，略有改动。——译者注
[6].自我，即与非我相对。——译者注
[7].预定和谐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观点，在《单子论》（1714年）中提出。——译者注
[8].能乐，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