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20世纪的社会科学走出了封闭的实验室，在开放的现实中发展为“看见”不可见的东西的知识，其中最为具体的方法论当属社会学。
当代社会学家彼得·伯杰（1929—）指出：“人类的集合体在自洽且常常潜藏着的动力学的作用下运行”“可见的人类世界体系之下存在着看不见的、有待社会学家发现的、隐藏的利害关系和权力结构”。5下面我们由此出发，分析社会学、田野调查、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知识的方法论的精髓，从结构、行为、意义等层面探寻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整合起来。
社会学——行为还是结构
实证性概念形成的方法论
社会科学的中心是社会学，社会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他认为社会是超越了个人聚合的有机体，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发展“三阶段法则”：人类社会经过“神学的阶段”和“形而上学的阶段”，利用对事物的观察、假设、实验、推理、验证的近代科学方法，可以获得真正科学的、确证的知识，进入“实证的阶段”。
20世纪初，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形式社会学）和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三人的推动下，社会学形成了体系，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见图2-2）。这里不再一一详细介绍，我们重点关注他们究竟把什么当作“看不见的东西”来进行分析研究。
图2-2 社会学中知识的层面
注：括号中为代表人物。
1.注重结构——涂尔干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与其并驾齐驱的是涂尔干的《自杀论》。
自杀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的问题，但涂尔干指出，自杀实际上是社会的聚合现象，光靠把每一个自杀者引入算法无法推测其规律，而应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证实群体的内聚力（集体的无意识）和人类的社会整合力量，思考既以个人为基础，又超越个人的社会结构。
总而言之，自杀率背后存在说明社会状态的概念，这就是涂尔干发现的“个人抱有的不安”。除此之外，涂尔干还利用统计数据，根据“单身还是已婚”“有无孩子”等社会整合程度的不同，得到了自杀率不同的结论，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如图2-3所示，他还解释了自己提出的“社会整合”“不安”等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
顺便说一下，涂尔干注重结构的方法经过发展，对克洛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2-3 社会整合与不安的关系
资料来源：高根正昭《创造的方法学》。
2.注重行为——韦伯
与涂尔干不同，社会学方法论的奠基者韦伯认为，基于人们的意图、动机等主观因素的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行为是原因，行为的主观意义是通过极其个别的、历史的关系而不是一般规律，产生某种结果。因此他认为正是新教对于劳动天职的献身精神和禁欲思想带来了理性资本主义。
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某种价值观来行动，那么他们的判断也为价值观所束缚。尽管这种主观因素影响社会的观点是独特的，但原则上社会学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也共享这种价值观，价值观也会影响研究的动机和分析。社会科学既然以人类和社会为对象，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纯粹的客观立场，它必定包含着某种形式的观察者的价值判断。
于是韦伯提出了“价值自由”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必须暂时把价值观相对化，摆脱拘束，严格区分经验事实的确立和本人所做的价值判断。简单说来，价值自由就是脱离既有价值观的自由。社会科学的观点一定会有误解或牵强附会的地方，那么消除错误或使其可控的方法论就很重要，因此韦伯设立规则，旨在把孔德所说的观察、假设、实验、推理、验证的“实证的阶段”运用于社会科学。
价值自由也包含了对亚当·斯密（1723—1790）的批判。亚当·斯密提出了超越个人私心的“看不见的手”来说明市场经济规律。韦伯用“价值自由”批判“存在真正的绝对真理”，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中一定掺杂了某种形式的观察者的价值判断，因此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真理。
韦伯的主张也可以看成是“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论调，他自己将当时现代知识的状况称作“诸神之争”，意思是不存在绝对的知识，知识永远处于与其他知识的斗争之中。
理念类型
但是，光说“知识是不确定的”等于什么也没说，于是韦伯在规定了“价值自由”的获取知识的原则后，比不确定性更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应该构建“理念类型”而非“绝对真理”。
理念类型是社会学家为解释现实而创造出的概念工具，是人为形成的假设，也是能使解释说明自洽的纯粹模型。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理念类型，但社会学的所有概念都由理念类型来表示，典型例子就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和“现世禁欲”。此外，他提出的权力支配的三种类型（传统权力、超凡权力、法定权力）也能看作理念类型。
理念类型是一种理想类型，它的目的在于通过与纯粹理性的“类型”比较来观察现实，那么就需要从这种观点出发给事件命名即分类，比如着眼于消费者的某种活动特点（如闲暇消费），总结出教育型、运动型等生活方式。这些类型既不是社会现实，也不是它所记录的东西，不过，理念类型通过用于现实承担了理解、推测因果关系的作用。韦伯还认为它在人类行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官僚制来说，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官僚制的一员，从官僚制的特征中能找出与自己生活的共同点。基于个人主观因素的行为互相关联从而形成了社会，“由理念所创造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韦伯想要用理念类型发现看不见的东西，这可以说与柏拉图的理念一脉相承。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把他的理论提升到了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层面。他通过详尽的论证，证明了新教禁欲、勤俭的伦理观创造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因为禁欲的概念和欲望、私心等现世利益是对立的，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禁欲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发现了理性之中潜藏的非理性，道破了宗教影响经济的玄机，同时也点明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以工业为中心而不是投机。
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资本家、企业主和熟练工人纷纷皈依新教，这是因为他们曾作为富裕市民阶层参加了宗教改革，可以说二者的关系具有历史渊源。当然，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反对世俗化，重视禁欲，追求传统的生活而非现世利益，与此相反，新教不压制人们的欲望和利益诉求，向往经济理性主义的生活。对于当时这种社会观念，韦伯提出了疑问（见图2-4）。
图2-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资料来源：高根正昭《创造的方法学》。
关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传统关系，韦伯谈到了计件工资制的失败。在多劳多得的“能力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考虑的不是劳动能获得多少报酬，而是要获得与之前相同的报酬、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话，必须付出多少劳动。由此可见，当时劳动者秉持或习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伦理，不只是追求利益。韦伯注意到，正是新教的禁欲主义打破了这种传统倾向。
韦伯认为，禁欲与营利并不矛盾，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韦伯提出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假设。他之所以坚持把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伦理联系在一起，或许受到了他的母亲——一名秉持加尔文主义的胡格诺派虔诚信徒的影响。
那么新教的职业观念是什么样的呢？路德派根据“唯独信仰”“唯独圣经”两大原则，用“天职（德语beruf，英语calling）”的概念来描述职业。不过马丁·路德并不是提倡资本主义，他认为应该回避营利行为。韦伯又注意到胡格诺派的源头加尔文主义的提出者、第二代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提出了“先定论”，“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这种观点主要强调拯救，把劳动看作获得救赎的禁欲手段，形成了入世的、积极的生活方式（即现世禁欲的伦理）。
韦伯还举出美国独立运动之父、同时也是印刷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的例子来说明新教的职业观念是如何反映到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富兰克林生于波士顿，是一名清教徒，信仰新教教义，其中就包含加尔文派的职业伦理。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这本小册子里，富兰克林讲述了非常功利的处世方法，比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钱可生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所有的交易只有守时才能成功”“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必须注意”“如果浪费价值5先令[2]的时间，就失去了5先令，和扔到海里没有什么区别”。
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风生水起之时，富兰克林指出，一门心思发大财的贪婪想法无法获得金钱，勤勉、正直、遵守时间等严格节制自我欲望的做法才是赚钱的捷径。这看起来很简单，但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思想蕴含了宗教伦理的内在与营利性外在的矛盾以及对它们的扬弃，从中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那就是追求金钱和资本并不是卑劣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或义务，是“意外的结果”。
韦伯不仅观察人的外在因素，还关注人内在的“合理化的世界图像”。理念类型的思想就始于内在分析，随后作为社会学的手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确立了知识的方法论，即通过“观察事象—根据经验提出假设—发现因果关系—模型化—理念类型化—理论—验证”的过程，获取知识、概念等看不见的意义。
探索现象的结构与意义——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