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学的知识是“观察”的知识、田野调查的知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技术在人类学、社会学、经营学的实地调查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成果体现在文化人类学的未开化社会研究、社学会的“暴走族”等反社会群体的研究中。
田野调查不单单是观察的技巧，还关系到知识本身应有的状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倡的结构主义（探寻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结构）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实地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田野调查属于前者。田野调查能在现场直接接触不同的文化，把当地人当作观察对象，站在他们的视角理解现象，它是从深层结构中创造性地把握事物及现象的意义的知识。简而言之，田野调查就是观察并记录。
田野调查的步骤
在社会调查的观察阶段，调查者参与调查对象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参与观察），根据情况，有时会长期居住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者需要融入当地社会，扮演一名群体成员的角色，同时观察记录调查对象的方方面面。
首先，在参与观察时，初次见面是个重头戏，因为它是“投缘”与否的人际关系问题。6有效接触观察对象（如同商业经营中的客户、现场、竞争等各种情况）并与其确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需要与目标群体及其内部的信息提供者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调查者住进当地家庭或社区，能够降低调查对象被观察的意识，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掌握实际情况。不过，调查者也可能被观察对象同化，这可能影响观察的客观性。
其次，在调查现场，调查者需要驱动感官来实际体验，获得隐性知识，收集信息，那么就要确定合适的话题，将问题逐渐结构化，即在现场形成假设，这也意味着现场话题的设定本身是变化的。
最后，在调查过程中需要做好调查记录，小便笺、完整的访谈笔记和录音等都可以作为调查记录，条理清晰地记录调查现场的每一个故事。
照这样下去，就形成了民族志。民族志最初是19世纪的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等用来观察记录未开化民族的生态习俗的形式，现在用来观察记录一切社会行为或过程。在这个阶段，调查者需要把通过观察获得的知识、信息结构化（即针对问题找出答案）。
了解潜在的意义结构
但是在田野调查时，切记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以上步骤，要把重点放在把握事件的本质上。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或多元化方法（multimethod）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特定方法的限制，广泛利用各种方法。有人批评这是“不知羞耻的折中主义”7，但其实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试图把握鲜活的知识的本质，通过感官领悟、记录并说明目标社会或群体生活、现象的潜在结构。它还是野性的思维，不同于以往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它融合了人的生活环境和隐性知识，能够深化理解、提出新的假说，因此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种研究新知识的方法也对其他既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街角社会》中田野调查的知识
威廉·富特·怀特的经典之作《街角社会》可谓参与观察的原点，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信息提供者与观察者的关系、访谈方法、调查数据整理方法、观察方法的模型等。
怀特作为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1936年至1940年的4年间，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人聚居的贫民区（即怀特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置身于“街角帮”的青年、黑社会、贪污政客们的活动中，揭示了美国贫民区中“个人行为与团体组织的相互作用”。
当时，社会学中的个案研究派把重点放在理解社会上，而统计派则认为只有统计学才是科学的方法。这种对立对怀特来说是不幸的，《街角社会》想要证明个案研究也能找出“经得起科学检验的普遍性”，既然田野调查遵循客观（来自被观察者的信息）和主观（观察者如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科学框架，那么它能发现什么样的具有规律性或推动理论前进的洞察力呢？这是一个难题，所以怀特的尝试既是勇敢的挑战，又是一项冒险。
怀特注意观察贫民区中个人的交往会产生怎样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他自己也完全融入观察对象的群体之中，留意会出现什么样的限制以及究竟能够发现什么（见图2-5）。
图2-5 诺顿帮
首先，怀特认识了科纳维尔的老大、诺顿帮的多克，他是个案研究的中心人物。多克组建了诺顿帮，他和迈克、丹尼三人成为帮派的头目。无论是在打当时流行的保龄球还是和女人一起风花雪月时，帮派成员始终维护着多克的威信。
怀特的核心理论“个人行为与团体组织的构成的相互作用”就是在他暂时放下研究工作、与街角帮成员一起打保龄球时产生的。怀特注意到，保龄球纯粹是一项游戏，但是得分令他感到不可思议，那非常接近帮派组织的势力分布。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于是他不知不觉享受到了与帮派头目相同的待遇，他发现个人得分大致对应帮派内部的等级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帮派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诺顿帮分裂，多克失去了他的地位，面对其后成为老大的安杰洛，多克黯然交出了诺顿街。
除了多克等街角青年，科纳维尔还有一个大学生团体。这两个群体都是年轻人，都想出人头地，不过大学生们并不和同伴捆绑在一起，如果同伴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甚至会与其绝交，而街角帮成员很重义气，彼此难以割舍。
怀特以上的记录表明，进行田野调查时，如何调整研究人员与当地人之间的角色是一个麻烦的问题。田野调查的方法十分关键，与封闭的贫民区居民建立友好关系、观察并记录他们的生活，并且作为观察者要客观地把握自己的位置，这真是难上加难。关于如何在困难中构建理论，怀特描述如下。
我们在全面考虑问题时一般不是呈直线进行的。我们常有被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所淹没的体验。我们认真地研究这些资料，尽可能调动全部的逻辑分析能力。我们提出了一两种想法，但是这些资料仍然不能形成任何有条理的模式。于是我们继续和这些资料，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直到某个偶然的事件对这些资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略）但是我相信，研究时产生的想法实际上并不像我们读到的正规研究方法描述的那样发展。这些想法在我们埋头研究资料时产生，同时也产生于我们生活的全过程。
（怀特《街角社会》[3]）
在日本，佐藤郁哉的暴走族研究等田野调查广为人知。人们通常认为暴走族活动源于学历上的自卑感，但佐藤指出，对于青少年来说暴走很刺激、具有吸引力，他们之所以会暴走是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暴走族的社会形象经过大众媒体的改造，不再是社会问题，暴走成为反映现代文化的社会运动。此外，曾经流行的亲和图法（KJ法）也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方法，它根据野外观察到的数据提出假设，与扎根理论密切相关（在特定领域根据具体经验构建理论的方法）8。田野调查等方法必须考虑仅凭个案研究能否发现普遍性。沼上干在《行为经营学》中通过研究液晶技术革命，展示了基于数据的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界限，提倡根据个别案例阐明机制，而非寻求普遍规律。这与田野调查异曲同工，把从经营现象中找出的一个个系统反映到经营实践中，能够打开经营学的新局面。
怀特的田野调查方法9
（1）观察人际关系
怀特指出，贫民区的帮派成员没有家世、学历等保障，与暴力、体育才能相比，他们在街头巷尾的话术、交际口才、社交方法等交流沟通能力才能反映他们的势力关系，“按照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他的能力”。
（2）找出头领
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找出群体内部最敏锐的观察者并得到他的帮助。怀特认为头领在群体中居于特殊地位，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更可能成为敏锐的观察者，因此，找出头领并获得他和关键成员的支持，能让群体内部作为观察者的“我”快速、深入理解问题。
（3）把握提问的时机
怀特指出，在贫民区这种封闭的空间中，想要从外部打听出隐性知识，“需要学会在什么时候提问，什么时候不要提问，以及问什么问题”。他还强调“在访谈的方法上，我曾被教导不要与人争论，不要从道德上对他们评头论足”“少提‘谁’‘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哪儿’这类问题”，可以从人们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中做出判断。
（4）找出中间人
与刚才所说的找出头领的方法类似，在科纳维尔，“社会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组成的，在他们之间有人起着桥梁的作用”，而中间人才是激活“个人关系等级制”这一社会相互作用的催化剂。
（5）对偶事件和集合事件
怀特把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分为对偶事件和集合事件，前者指在两人之间发生的事件，后者则是由一个人为另外两人或几人发起的行动。只有头领等地位较高的人才能发起集合事件。
从意义到整合——现象学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