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对韦伯之后的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胡塞尔的现象学展现了与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詹姆斯的“昆虫于百花缭乱之中嗡嗡飞舞的大规模混乱状态”之多即一的世界的相似之处，不过胡塞尔不像西田、詹姆斯那样，为寻求真理而设定纯粹经验，他严加区分对意识来说可见或不可见、应该怀疑或不能怀疑的东西，力求说明人类意识这一极其普通的现象的根本过程。
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1899—1959）以韦伯的社会学为基础，结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前提是同他人相互理解与交流，于是舒茨开始思考如何使其真正成为可能，或能否把理解交流当作可靠的手段来有效利用。他不是用现象学来分析社会学，而是通过现象学进一步完善社会学。
因此，舒茨选择的前进方向不是悬搁等现象学的实践，而是生活世界的意义分析，它的核心主题是韦伯所阐发的理解社会学，它是一种基于意义的主观解释进行的日常社会研究。理解他人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外在的方法，一种是内在的方法，前者比较具体，如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把索绪尔的符号学用于社会交换分析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法，而后者常常被忽略。10这就是舒茨倡导的“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现象学社会学也被称为意义的社会学，舒茨把目光投向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平常活动、每天不经意的现实场景以及不言自明的事物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通过相互交流，赋予现实以意义，建立秩序，持续地重构现实。总之，现象不是人们经历的现实，而是现实产生的意义，记录现象正是观察者赋予的意义。
舒茨指出，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观察者的自我解释成为前提，这使得观察不够客观，但作为观察者的文化人类学者未掌握关于自我解释的知识的方法论，因此，深入分析生活世界才是对现象学的实践。
舒茨的方法不像田野调查那样具体，但它在日常生活中把现象学和社会学融合了起来，建立了能够形成体系的概念框架。它对现代社会学中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土方法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旨在解释人们日常行为和平时活动中潜藏的自明性，比如通过会话分析，观察母亲教育孩子时如何自然而然地传授知识与规则。
这里还必须介绍继舒茨之后产生的另一个流派“符号相互作用论”，它认为事物的意义是在社会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以符号为媒介构成的，分析这个过程就是这一流派的目标。此外，分析者不是主动去分析，而是站在现实中行为者的立场，被动地重构他所解释的主观意义。比符号相互作用论更进一步，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把社会现实中的相互作用状况视为演戏，提出了行为者运用表现行为（符号行为）进行表演的戏剧理论。11
社会知识的整合
美国社会学家伯杰和鲁克曼试图把社会学探索的不同层面在人类社会中整合起来。伯杰在老师舒茨的影响下，研究范围横跨社会学和哲学，并对以往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等领域进行革新，研究成果迄今依然具有影响力。
这里所说的知识指包括社会共享的隐性知识在内的日常现实中的知识以及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知识。常识性知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共享的知识。伯杰和鲁克曼认为现实是由社会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就是从上述知识的角度分析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它处理意识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关系，比如正当化或合法化是使现有社会体系具备客观性、妥当性，使社会变得更加完整的过程。
他们扩展了知识社会学的新领域——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社会现实中，把着眼于行为和结构的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同运用现象学、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研究知识和意义如何形成的舒茨的理论整合起来，把日常生活本身当作知识的问题来对待，阐明了现实是在社会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这一观点。
像这样，美国的社会学不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解释现代社会的现象添砖加瓦。在大洋彼岸，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1938—）提出了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说明了个体行为与社会力量的辩证法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构成社会的，主张个体行为是引起变化的催化剂，要不断地重组社会结构。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紧密交织，不可分离，人在受到环境的强烈影响的同时，也能动地改变着环境。总之，吉登斯没有把结构与行为的关系当作宏观与微观的对立，他认为它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12这不只是个体行为者的意图、动机在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使基于个人知识的认识能力（knowledgeability）的实践成为核心概念。
除了社会现象之外，吉登斯的思想还对政治问题（众所周知他是英国政府的智囊）、城市问题，甚至经营学（如创新中个人、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上文提到的沼上干率先把吉登斯的观点引入日本的经营学，指出经营实践者与研究者内省地讨论行为体系的重要性。
面向潜在的“场”
综上，我们以社会学、田野调查等为线索，讨论了把新知识概念化的方法论。像韦伯的理念类型那样，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总结看不见的过程、结构及意义等，在使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时，韦伯强调价值自由，并指出自由不是教条，在表明概念、意义或因果关系时，必须时常保持谦逊。在我们重新审视认识事物的结构时，现象学发挥了知识基础的作用。
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不仅可以看作社会科学知识发展进化的后盾，而且为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在知识创造中找出看不见的东西——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通过个人（意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观察看不见的世界的结构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知识社会学展现的“解释人类的信念，分析其信念的社会语境与社会后果的方法”，另一种是“聚焦于基于信念的行为的外部背景与客观限制的方法”。13后者意在理解社会或组织的机制，吉登斯和认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人产生制约”的马克思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尝试，可以说这是一种通过结构把握个人与场所的关系，着眼于深层结构，动态地、整体地看待问题的辩证方法。
接下来我们将从看不见的层面，即意义层面出发，看一看如何把握其潜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