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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现潜在机制




第三条路线

到底有没有超越直接经验、能够看清潜在“场”的机制呢?这里我们还要重提第二章开头介绍过的巴斯卡的超验实在论,它重新探讨了科学中的现实是什么,批判了实证科学的根本和以实验为中心的经验主义实在论,它也不同于针对实证科学的唯心主义,而是辩证地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融合、发展。

实证科学作为科学的传统,重视封闭系统内的实验和经验,无法超越特定事件的经验。另外,反实证主义也被认为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理性主义,研究人们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它与把主体的思考放在优先地位的认知论是一个路子,这样就容易忽视自然现象的现实。知觉论、认识论只为人类看得到的东西建立秩序、解释说明,当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境地。

因此,巴斯卡用超验实在论指出,弄清楚人类不可见的,宇宙、自然和社会现实中本来就存在的机制至关重要。它不单是来自封闭经验的实证,也非人们认识的世界的模型化,而是将二者兼收并蓄,经验性地、抽象性地、先验性地提取出现实背后潜藏的机制或生成机制。这种旨在确立科学的方法论,阐明肉眼不可见的、隐藏于现实中却推动现实发展的机制、力量和倾向的第三条路线,是实证主义和反实证的唯心主义的辩证综合(见图2-6)。

上文已经讲过,现代知识诞生于对截至19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如果单从反实证的侧面概括,也可以看作“后现代知识”,它质疑实证主义成立条件的客观性,但如今的问题不是后现代如何变化,而是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并存的知识的现状。

图2-6  科学发现的逻辑

资料来源:巴斯卡《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科学理论》。

比如在经营学领域,与自然科学有共同点的实证主义的分析性方法(财务、计量营销)与典型的人文社科方法(领导力理论、感性营销)同时存在,二者的主张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但都成为批判的对象。

巴斯卡认为,超验实在论的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形式,但已经付诸实践了。比如,马克思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提倡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从社会内部说明近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于是他以认识外部社会的现实事件与内部的本质运动的不同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精密,都能阐明事物本质对事件的影响,这种态度或路子俨然就是超验实在论。

马克思着眼于社会关系。个人只有在特定关系中才能成为经济的、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个人背后的社会关系才是重要的。其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奴隶和平民都是人,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有人成为奴隶,有人成为平民。人类在社会中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置身于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同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看不见的生产关系中,只有弄清楚生产关系的机制,才能全面地理解社会。这就是说,并非人类的意识决定社会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存在其自身特定的深层机制或实体。

如图2-7所示,马克思把社会分为上下两层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看不见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上层结构,并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造成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因此,只要包含矛盾的生产关系还在继续,对立就不会消失。但是社会生产方式随着历史发展动态地发展变化,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必然会消除。

图2-7  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因果与机制

韦伯与马克思各自发现了本质性的因果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有利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但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更倾向于用超验实在论的思维来理解、把握机制。

经济学中方法论的回归

最近,超验实在论也被引入经济学领域,描述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的社会学方法论在经济学中“复活”了,其主要推手就是从后凯恩斯主义走向经济哲学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托尼·劳森。

以往的经济学或使用统计归纳的方法,或对给定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或常使用演绎的方法,把封闭的模型应用于经济现象中。从超验实在论的立场来看,它们全都无法搞清楚真实的状况。

劳森等人使用的是被称为“情境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的概念。个人和组织在经济上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才能成立。比如,个人无法自由地做出经济上的选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才能做出决定,每一个经济角色按照自身的情况来行动,因此,看似非理性的对立绝不是任何非理性的证据。这种看法表明,社会知识的构成高度依赖社会情境,重要的是潜在的生成机制而非产生的结果。关于如何分析反复观察到的事件,劳森认为即便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潜在的机制也会不断地再生产,这正是巴斯卡指出的、马克思使用的方法论。劳森等人提倡的演化经济学[4]不算新颖,但它仍是与众不同的,对以往量化、分析、预测经济现象的方法论而言,演化经济学可谓反其道而行。

通过溯因推理把握机制

劳森认为,想要发现社会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机制,归纳和演绎都不可靠,假说推理和溯因推理才是合适的方法。

如何才能获得本质性的潜在结构等的相关知识呢?批判实在论给出了回答:必要的根本手段是溯因推理,而非归纳或演绎。

(劳森《现实主义社会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

劳森进一步指出,溯因推理的基础是类比和隐喻。换言之,在把握潜在机制的过程中,提出命题或假设的假说推理是必不可少的,而对其表象而言,隐喻是有效的。这里所说的隐喻不局限于修辞手法的概念,它可以表现看不见的本质和机制,并产生新的洞见,在把握、传达事件背后的生成机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直接描述复杂的机制可能不好理解,但隐喻能够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说明,它于不同领域或环境中找出近似的机制,举一反三,化繁为简。比如在解释“电气短路引起火灾”时,我们使用“由于夜间温度一直在0℃以下,巴西的咖啡产量遭受重创”“暴雪影响公司出勤率”等隐喻来简单地说明“由于绝缘线磨损等局部问题,导线相互接触而无法形成回路,电流受阻,于是积累大量电流,绝缘线过热起火”。

隐喻和类比不仅能表达现实中的事物,还能解释复杂的或不可见的事物,是创造新意义、新概念的有力手段。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讨论隐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