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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经营能超越国界吗




在日经·IMD纽约经营研讨会上的讲演——2001年3月5日

2001年3月5日由日本经济新闻社和瑞士商学院·IMD共同举办的纽约经营研讨会开幕,稻盛作为国际企业的代表人之一,从日本人的精神性这个观点出发,阐述了全球经营的要诀。



接连从海外撤退的日本企业


我就是刚才承蒙介绍的稻盛,世界经济扩展到了全球,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对日本人来说,在海外的经营会那么困难。有关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的想法。

在论述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回顾一下,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实际情况。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增加了在海外的投资。特别是在泡沫经济时期,许多日本企业争先恐后进入美国发展。但是,直到今天,获得成功并在继续成长发展的事例非常之少,事业失败、蒙受损失,最后撤退的例子非常之多。

例如,日本的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纽约为中心设立了现地法人,打算积极地打进美国,但听说现在很多事务所都关闭了,即使继续驻留,也缩小了规模。

还有,在同一时期,日本企业对美国不动产的投资也很活跃。但是现在,能够维持这些不动产并能正常经营的例子很少,高额购进的不动产只能低价出手的企业很多。

我想制造业也相同。许多企业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在美国开始当地生产,或者收购美国企业,但现在还在顺利经营并取得利润的企业也很少。

这样,因为在海外的事业拓展失利,日本的经营者对于海外的事业经营似乎失去了自信。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从1989年的4.37万亿日元,降到1998年的1.32万亿日元,降至1/3以下,这个数字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影响企业经营的“文化”差异


为什么日本人在美国等海外开展事业时,成功会变得很困难呢?

我认为,原因在于日本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所谓文化,包括衣食住在内的日常习惯、社会制度、思想和艺术,以至人的情绪、构成社会的各种要素,所有这些统称为“文化”,而这种文化,是各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的。那么,日本文化又是什么呢?

日本尽管只是由四个小岛组成的岛国,但四季分明,海货山货物产丰富,在历史上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没有超越国界遭受别的民族侵略、统治的经历,同时,超越国界统治他民族的情况几乎也没有,只是在20世纪前半叶有过几次。

当然在国内,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战乱不断。但即使在那样的时代,胜利者对于失败者也是非常宽大的。例如,战争胜利的征服者只是取了败军之将的首级,而加害于下层兵卒和一般居民的情况几乎没有。

然而,欧洲有史以来,关乎各个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争反复交替。在不间断的国家兴亡的历史中,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都积累了超越国界统治他民族,或者被他民族统治的经验。这种经验与日本不同,作为战胜方的征服者会把失败者的被征服一方当作奴隶,就是彻底地支配他们,让他们彻底地服从。

这种欧美与日本历史的差异,在培育各自的固有文化的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例如在商业世界,两者的经营模式有如下的很大差别。



风格迥异的日美欧的经营模式


欧美的企业在海外经营时,会与自己国内一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明确权限和责任,是所谓金字塔型的彻底的管控结构。与此相对照,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时候,即使领导人交替,它的组织运行还是温和的,不会有剧烈的变动,权限和责任体制不太明确,所有的事情主要靠协商和沟通来决定。

另外,在欧美,企业用实力主义评价员工,而员工则会流向对自己评价高的企业,所以是一种流动性非常大的雇用形态。与此不同,一直到最近,日本虽然也对员工做业绩考核,但报酬的差距较小,员工在年功序列的框架中,得到终身雇用的保障,待遇上的差异非常小。

这种待遇上的平等主义在工资上表现得最清楚。例如,在日本,一个上市企业的领导人与新员工之间工资的差距是10~15倍。从对社会的贡献度来看,完全不应该是这种比例,但因为视过分突出为不良的国民性,以及平等主义的社会共识,人们期望工资体系中的差别不要过大。但是在美国,工资差几十倍的情况司空见惯。

另外,相对于欧美是“契约社会”,日本是所谓“信用社会”。在日本的商业交往中,归根到底,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明文化,互相之间存在信赖和信用,契约书(合同)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用来确认这种信赖关系。因此,当生意发生纠纷时,在欧美就会对照契约书,在法庭上争胜负;而日本人尽量避免官司,总是希望用对话解决问题。

这类纠纷,在欧美谁胜谁负的结果一定非常明确;而在日本往往是所谓“各打五十大板”,双方都要忍受痛苦,经常有这种含糊的判决,而且多数都是在去法院争执之前靠自行协商解决。这也许是因为自从圣德太子从604年颁布“十七条宪法”,倡导“以和为贵”以来,不喜争斗已经成为国民习性的缘故吧。

我想,这种温厚的习性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遇事不做明确的意思表示。另外,不明确表达意见,就是不肯清楚地说“是”还是“不是”,在海外,在企业内,在拥有众多员工的组织内,日本人的这种性格很难发挥好作用。其结果,会把组织引向错误的方向,甚至引向破灭。但是在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即使不明确表达“是”还是“不是”,即使意思表示得非常含糊,双方还是能够明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彼此心心相通。

京都就有这样典型的例子。去拜访京都的商家,因为话语投机,不知不觉已到黄昏,这时候,对方会说“怎么样,就在这里吃点泡饭吧”,但是,你决不能接受。

实际上,对方说这话表示的意思是“已经到了你该回去的时候了”,但对方顾忌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会让你不愉快,所以委婉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你这一方也察知了对方的意思,所以不管对方口头上怎么殷勤地劝你留下,你也要说“不了,不能久留了”,这样告别就符合了礼仪。

不懂这种相互默契规矩的人会说“那我就在这里吃了”,接受了对方的劝请。那就会被看作乡巴佬,不懂礼仪规矩。这个例子说明:因为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伤害对方的心情,日本人忌讳人际关系中发生这种不和谐、不愉快。这就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特征。

这在企业经营的现场也一样。日本企业里有“不言不语”“以心传心”的说法,相互之间不将意思表达明确,也能凭默契做好工作。例如,日本有句话:“听一知十”,上司只要把工作的意图、目的说明白,接着部下自己就会考虑具体的实施方法,这样推进工作被认为是好样的。

然而,欧美国家的人为了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背景中经营企业,就会将工作标准化、系统化,制定操作规程,让大家都懂且能用,也就是确立管理体制。

日本人在海外开始经商时,也会简单地引用欧美式的管理体制。但是,在丰富的大自然中,作为和平的农耕民族孕育了独特文化的日本人,与在民族、国家衰亡的危机中经历锻炼的欧美人不同。日本人只会从形式上采用欧美式的管理体制,结果半生不熟。

我认为,这就是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之所以困难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日本式的经营,又不是欧美式的经营,模棱两可、摇摆不定,所以海外事业无法顺利展开。

这里必须要想清楚的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孕育的独特文化是不是真的与国外无法沟通,都是必须克服的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