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大肚子，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方襟大礼服里边挺着，而他的四周，散布着那阵在寻常出街日子必然闻得见的汽油味儿，这味儿教我认得那是星期日。
突然他望见了有两个男搭客正邀请两个时髦的女搭客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牡蛎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面去。我父亲无疑地受到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的引诱了。他认为那是好派头，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姊姊们身边，一面问：
"你们可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不免游移起来，但是我的姊姊们却立刻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阻挠的音调说：
"我害怕吃了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多吃，否则你会弄得她们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他用不着吃；男孩子们，我们是不该惯他们的。"
这样，当时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我用眼光跟着我父亲，他正庄严地引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搭客刚刚走开，于是我父亲指点姊姊们应当怎样刷溜地吃，才免得教汁子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于是就拿起了一个牡蛎来。正在摹仿那两个女搭客的时候，他一下把汁子统统撒到了自己的方襟大礼服上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母亲喃喃地说：
"哎呀，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
但是我发见我父亲突然像是心绪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家里那几个绕着牡蛎贩子身边忙着的人，后来突然间，他对着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他的脸色发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向我母亲说：
"这非常古怪，那个牡蛎贩子真像茹尔。"
我母亲发呆了，她问：
"哪一个茹尔？"
我父亲接口道：
"就是……我的兄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美洲有了好地位，我真会相信那就是他。"
我母亲慌张起来，吃着嘴说：
"你发痴了！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又说这种糊涂话？"
但是我父亲仍然坚持：
"你去看看他吧，克辣立斯，我认为由你亲眼去证明一下要好得多。"
她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呢，也注视着那个人。他是老了的，脏的，满是皱纹的，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他的活计。我母亲转来了，我望见她正发抖。她急速地说：
"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长打听打听消息吧。要紧的是务必慎重一些，免得这坏蛋现在再落到我们身上来！"
我父亲走过去了，但是我跟在他后边。我觉得自己异常地激动。
船长，一个高个儿的绅士，瘦瘦的，蓄着一大把长髯，正用一种尊严的神气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邮船。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近了他的身边，一面带着颂扬的口吻向他询问有关于他的业务的事：
"哲西岛重要特点是哪些？它的出产？它的人口？它的习惯？它的道德观念？土壤性质等等……"
旁人也许相信他所问的至少是美国的事。
随后他们谈到了我们所搭的那艘名叫快利的船，随后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末了我父亲才用一道不安的声音问：
"这儿有一个老年的牡蛎贩子，他像是很能引人注意的。您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底细？"
这段谈话终于激起了船长的怒气，他冷冷地回答道：
"那是我去年去美洲找着的一个法国老年流浪者，我把他带回了祖国。他像是还有家族住在勒阿弗尔，不过因为他欠了他们些儿钱，所以不肯回到他们身边去。他名叫茹尔，姓呢……是达尔莽诗或者是达尔往诗，总而言之是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姓。从前有一个短期间，他像是在国外发过财的，而现在您看得见他的破落光景了。"
我父亲变得面无人色了，哑着嗓，瞪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
"啊！啊！很好……真好……这倒不教我诧异……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他以后就走开了，而那位航海家莫名其妙地瞧着他走开。他重新回到我母亲跟前，面容变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她向他说：
"坐下吧，有人快要看出来了。"
他摊开身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一面吃着嘴说：
"是他，的的确确是他。"
随后他又问：
"我们怎么办呢？"
她激烈地回答道：
"应当教孩子们走开。既然约瑟什么都知道了，就要他去找他们过来吧。尤其应当留心的，就是教我们的女婿一点也不要犯疑。"
我父亲像是惊呆了，喃喃地说：
"大祸临头了！"
我母亲突然变成怒气冲天的了，她接着说：
"我一向怀疑这个扒儿手做不成一点好事，并且有一天他又会落在我们脊梁上来的！一个姓达勿朗诗的，怎能够指望在他的身上盼望一点什么！……"
后来，我父亲用手心抚着自己的额头，如同他素来在他妻子责备之下所做的一样。
她又说：
"拿点钱给约瑟，派他去付吃牡蛎的钱吧，现在，只差教
我们被这花子认出来。一认出来，那船上就会有好戏瞧了。我们走到那一头去吧，并且你务须设法教那个人不至于走近我们跟前！"
她站起来了，他们在给了我一块值得一百铜子儿的银币之后都走开了。
我的姊姊们正在惊讶之中等候着父亲。我说母亲觉得有点儿晕船，后来我向牡蛎贩子问：
"我们应当付您多少，先生？"
我当时简直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道：
"两个半金法郎。"
我拿出了我那块值得一百个铜子儿的银币，他找了零钱还我。
我望着他的手，他那只全是皱纹的水手的脏手，又望着他的脸，一副忧愁萧索的衰老可怜的脸，一面向自己说：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
我留下了十个铜子儿给他做小费。他向我道谢了：
"上帝保佑您，少爷！"
那声音正是穷人接受布施所常用的。我想他从前在美洲应当是讨过饭的！
姊姊们很注意地望着我，因为我的大度而感到吃惊。到了我把两个金法郎交还父亲时，我母亲又吃惊了，她问道：
"要花到三个金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用坚决的声音发言了：
"我给了十个铜子儿做小费。"
我母亲突然诧异得轻轻跳起来，双眼盯住了我：
"你发痴了，拿十个铜子儿给那个人，那个花子！……"
她在我父亲的一个眼色之下静止了，我父亲所示意的正是他的女婿。
随后大家不响了。
在我们眼前的水平线上，一个紫颜色的小点儿像是从海里钻出来似的。那就是哲西岛。
等到快要靠近堤岸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再和我的茹尔叔见面一次，想自己走过去，想向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体己的话。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再要吃牡蛎了，他早已无影无踪了，无疑地，他早已走到供给这种可怜的人做住宿之所的臭气薰人的底舱去了。
后来我们搭了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免得和他相遇。我母亲是万分不放心的。
从此我就永远没有再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了！
这就是你会看见我有时候拿出一块值得一百铜子儿的银币施给流浪者的理由。
□ 作者：莫泊桑
一场决斗
战争结束了，德军暂时仍旧驻在法国，全国张皇得如同一个打败了的角力者压在得胜者的膝头下面一样。
从那座精神错乱，饥饿不堪而百般失望的巴黎市里，头几列火车出发了，开向新定的国界去，慢吞吞地穿过好些村落和田园。初次旅行的人都从列车窗口里注视着那些完全成了颓垣败瓦的平原和那些烧光了的小村子。好些普鲁士兵戴着黄铜尖顶的黑铁盔，骑在那些仅存的房子门外的椅子上吸他们的烟斗。另外好些个正在那儿做工或者谈话，俨然像是门内那户人家中间的一员似的。每逢列车在各处城市经过的时候，大家就看见整团整团的德国兵正在广场上操演，尽管有列车轮子的喧闹，但是他们那些发嘎的口令声音竟一阵阵传到了列车里。
杜步伊先生在巴黎被围的整个时期中，是一直在城里的国民防护队服务的，现在他剩了列车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了，在敌人未侵入以前，由于谨慎起见，她母女俩早已到了国外。
杜步伊本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富商式的大肚子，围城中的饥馑和疲乏却绝没有使它缩小一点儿。从前对于种种骇人的变故，他是用一片悲恸的忍耐心和好些批评人类野蛮行动的牢骚话去忍受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到了边界上，才第一次看见了好些普鲁士人，虽然从前在寒冷的黑夜里，他也尽过守城和放哨的义务。
他现在又生气又害怕地向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器把法国当老家住着不走的人细看，后来，他心灵上感到了一阵衰弱无力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感到了那种迫切的需要，那种没有离过我们的明哲保身的新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