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向你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有个淘气的妖精能毕生为你提供非常强烈的性高潮，但要求你独自一人去体验，并且决不可再与其他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你会同意吗？第二，如果你在蜜月期发现自己的新婚爱人偷偷地服用诸如伟哥的春药，以提高他/她对你的性反应，你会感觉受伤吗？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那些和亲密伴侣长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可能认为强烈的性高潮 (即使是独自一人得到的) 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与爱人发生身体接触的机会。如果不能与所爱的人共同享受性爱，大多数人会感到失望。我们希望爱人认为我们迷人，并且也希望我们迷恋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得知伴侣对我们强烈的性欲望显然 (至少部分地) 是因为某种春药作用的结果，我们就会受到伤害 (Morgentaler, 2003) 。
正如这些问题提示的，人类的性爱远不止满意的性高潮这么简单。至少有些人认为性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亲密的爱情，但大部分人认为亲密的爱情理应包含性行为。亲密的爱情关系往往包含了性的成分，而且我们的性行为和性满足常常取决于爱情关系的性质和健康状态。本章将探讨以下问题：对于在亲密关系之内和之外发生的性行为，我们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男性还是女性更渴望性生活？ 伴侣之间如何就性事彼此沟通？你将会看到，所有的回答都会强调性爱和亲密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时代在进步，你可能比起祖父辈的人来更能接受婚前性行为 在你的父辈出生时，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在结婚之前”发生性行为，但如今只有不到25%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 (Wells & Twenge, 2005) 。现在大多数人还能容许发生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但这要看具体的环境因素。大部分人一般仍然不赞成彼此不忠诚的人发生性关系 (Willetts et al., 2004) ，那些在“严肃的”而非“随意的”爱情关系中性表现活跃的人们会得到更多的积极评价 (Bettor et al., 1995) 。因此，我们看来会依据情感标准来判断性行为的正当性 (Sprecher et al., 2006) :只要未婚的伴侣是在忠诚的爱情基础上发生性行为，就可以得到容许。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再指望人们像老太太认为的那样“为婚姻而守身如玉”，但亲密关系中的依恋和情感仍然被公认为是性行为最恰当的前提。
男性和女性的性观念是否存在差异？平均来看，的确存在差异：男性在性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体验上更为宽容 (Hendrick et al., 2006)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小，但这种差距的大小取决于所要测量的具体态度。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的最大的差异是对待婚前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Oliver & Hyde, 1993)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享受彼此间没有亲密感的性行为，而女性则更愿意性生活成为心理上亲密关系的一部分 (Bailey et al., 2000) 。稍微小点的差异是，男性在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上比女性更宽容 (Oliver & Hyde, 1993) ，虽然一般而言，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反对已婚人士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Willetts et al., 2004) 。
专栏9.1 爱情与性欲
杰克和南希是一对已经恋爱6个月的大学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非常多，两人都喜欢玩任天堂Wii游戏机，一起观看电影。杰克和南希彼此对对方都有强烈的性欲望，事实上他们一周有3到4次性行为。如果要你来猜一猜，杰克和南希的爱情关系有多幸福？他们的爱有多深？换一个问题，如果在提问之前告诉你，他们彼此并未有强烈的性欲望，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你的猜测结果是否会不同？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就应该是肯定的。帕梅拉。里根 (Pamela Regan, 1998) 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发现，当情侣彼此有着火热的性欲望时，对他们爱情的判断比情侣彼此寡欲少望时要更为爱恋、忠诚、幸福、满意。性欲望的有无显然会影响人们对爱情关系的知觉，但有趣的是，是否真有性行为却无关紧要。无论性欲望是否能得到满足，性欲本身就足以使人们认为爱情正在燃烧。这种联系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热恋中的情侣也应该彼此有着强烈的性欲望。
里根的研究表明，人们认为性欲和爱情是手牵手地相随同行的。我们希望自己的浪漫伴侣能对我们具有强烈的性欲望，我们也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性欲 (Regan, 2004)。这些研究结果也能解释，为什么随着岁月流逝，激情的减少都会令人忧虑：如果爱情和性欲形影相随，伴侣们会将性欲减少视为爱情衰退的信号。
男女在性态度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传统上，人们对女性性经历或性宽容的评价要比男性更为严厉。男性如果有许多性伙伴，会被人称赞为“风流帅哥”，而女性如果有同样数量的性伙伴，则会被人贬斥为“淫荡骚货”。这种不一致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它在几年前还非常明显地存在，但今天看来却更为微妙 (Crawford & Popp, 2003) 。举一点来说，男性会喜欢在性事上较开放的恋爱伴侣，但他们却希望自己未来的老婆越贞洁越好 (Oliver & Sedikides, 1992) 。并且，那些在性生活上喜欢乱交的男女都会受到他人负面的评价 (Marks & Fraley, 2005) 。然而男性和女性如果同样身患性传播疾病，人们对女性的评价远比对男性的评价更为苛刻严厉 (Smith et al., 2008) 。所以，看来人们不会再有强烈的性的双重标准，但个体的性行为仍然会影响人们对他/她性经历的评价。
对同性恋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人们对异性恋者性行为的态度。然而，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确凿无疑要更为负面，几乎近一半 (49%) 的美国人认为成人之间的同性性关系是“道德败坏的” (Saad, 2007) 。随着时间进步，美国人虽然更能宽容同性恋——目前在美国支持同性恋者权益的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但同性性行为仍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蔑视 (见表9.1) 。
有趣的是，正如图9.1所示，人们对同性恋关系的评价与他们对个体成为男同或女同的原因的理解有密切的关联。当人们认为性取向来源于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生物因素时，非常多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个体通过后天养育而习得的或选择的结果，则会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同性恋难以忍受。近年来，认为个体的性别身份在出生之时就已确定的人数正逐渐在增长，这点或许很重要，以致现在有更多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天生铸就而非后天人为的 (Saad, 2007) 。
表9.1美国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
根据美国盖洛普公司 (Gallup) 在2007年5月对美国成人样本的一项民意调查，美国人对男同和女同问题的看法如下：
支持 反对
在工作机会上，男同和女同应该享有和异性恋者平等的权利。 89% 8%
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且双方都同意的同性关系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59% 37%
同性性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51% 39%
同性婚姻应该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具有与传统婚姻一样的权益。 46% 53%
注意：反应的总和并不是100%,因为有些人没有发表意见。样本误差的范围可能在±3%之间。
资料来源：Saad, 2007.
图9.1个体对同性恋的宽容取决于其对同性恋起源的看法
这是2007年5月在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査 (Gallup Poll) 的结果。如果人们认为性取向是人类出生就具有的特性，他们就更可能宽容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者是因为后天养育才选择成为男同或女同，他们则不会宽容此类行为。
资料来源：Sand, 2007.
人们对富有争论性的“同性婚姻”这一问题的态度反应，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大部分美国人 (53%) 反对同性伴侣的正式婚姻，但他们的人数正在减少，支持法律认可同性关系的人数却在增加 (Saad, 2007) 。社会学家也公开发表结论：剥夺男同和女同获得与异性恋夫妻享有的同样法律权益 (例如纳税、健康保险、养老金和财产等权利) 的做法，没有充足的实证理由 (Myers Ascanzoni, 2005) 。的确，美国心理学会已经做出决议：因为 (1) 同性关系与异性的伴侣关系运转的方式大抵相同 (Balsam et al., 2008) ; (2) 性取向与个体能否成为富有爱心、善于养育的父母并没有必然关系 (Patterson, 2006) ; (3) 婚姻对人们有益 (Herek, 2006) ，所以如果拒绝在法律上承认男同和女同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孤陋寡闻、偏颇不公和歧视对待。 (这份表明心理学家立场的正式决议是非常有趣的阅读材料[只有4页纸的内容];在下面的网址可以下载这份材料：http://apa_org/releases/gaymarriage_reso.pdf。) 所以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同性恋者的形象可能在缓慢地、持续地变得更为积极。在公众场合，男同和女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下，人们与男同和女同接触得越多，对他们的情感就会越倾向于赞许 (Vonofak-ou et al., 2007) 。
性态度上的文化差异
一般而言，随着时代进步，性态度会变得更加宽容。考虑到你不得不从电子邮件账号中清除掉大量的色情垃圾邮件，你或许会把某些地方，比如美国，看做是性放纵的国度。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的人所表达的性观念相比，美国人的性态度看来格外保守。丹麦自1989年起就在法律上登记男同和女同的亲密关系为同性婚姻 (civil union) ,享有和异性恋婚姻同样的权益；挪威自1993年、瑞典自1995年都承认了同性婚姻 (Eskridge & Spedale, 2006) 。对不同国家性态度调查的结果如表9.2所示，表中的数据表明有多少人认为各种形式的未婚性行为“总是错误的”。虽然不同的文化间存在某些一致的看法——比如所有的国家都倾向于反对婚外性行为——但美国在各方面始终处在最保守的国家之列，这是就美国人对婚前性行为、16岁之前的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性关系的看法而言的。而加拿大在所有这些衡量指标上都比美国人都更为放纵，所以即便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不一定有着同样的性态度。对这些性的文化差异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包括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因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时代或许在发生变化，但美国人的性态度仍然相对较为保守。
表9.2不同国家对待未婚性行为的态度
国别 婚前性行为 16岁前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 同性性关系
澳大利亚 13 61 59 55
加拿大 12 55 68 39
德国 5 34 55 42
英国 12 67 67 58
以色列 19 67 73 57
日本 19 60 58 65
荷兰 7 45 63 19
俄罗斯 13 45 36 57
西班牙 2 59 76 45
瑞典 4 32 68 56
美国 29 71 80 70
注意：表中数字为百分比，代表了受访者中有多大比例的人认为某种类型的性行为总是错误的。
资料来源：Widmer, Treas， & Newcomb, 1998.
性行为
询问人们的想法和态度与查明他们实际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研究人的性行为更令人着迷，因为它为理解我们自己提供了背景。不过，请记住，本节中你所读到的内容仅仅是对性行为的宽泛描述，它掩盖了人们实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并且普通的性行为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那些不太典型的性行为更健康、更令人满足。我们将会发现，亲密关系中性行为最重要的特点是：性生活为伴侣双方所期待，并且双方都能得到满足。
第一次性行为
如今，几乎所有的人 (95%) 都在结婚前有过性行为 (Finer, 2007) 。你可能还记得在第1章我们谈到，普通的美国人直到25 ~ 30岁时才结婚，但男性和女性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即在所有人之中有一半的人开始有性行为，而另一半的人没有性经验的年龄——现在为17岁。到20岁时，只有少数人 (15%) 还未曾有过性行为 (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07) 。
这些现象与我们的祖父辈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们那辈人一般要晚2 ~3年才开始发生性关系 (Wells & Twenge, 2005) ——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形利弊参半。一方面，美国青少年比过去更有责任感。大多数青少年在第一次性交时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避孕措施，现在青少年的生育率比起15年之前要低得多 (Stobbe, 2007) 。另一方面，美国青少年却不够认真仔细：在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少女感染了性传播疾病！最常见的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这种病毒会引起生殖器尖锐湿疣，有18%的年轻女性感染了这一疾病 (Tanner, 2008) 。
绝大多数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伴侣，都与他们有着稳定的、情感上所重视的亲密关系。他们第一次的性伙伴较少 (21%) 为仅仅相识的人或者是一般的朋友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04) 。然而，年轻的女性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时一般会有复杂的情感体验。她们中的大多数对性行为有着矛盾的情感，有些女孩甚至反对发生性关系，只有三分之一的女孩真正渴望性行为。年轻的男性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具有矛盾的情感，大多数人渴望发生性行为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04) 。
专栏9.2 别把无知当成福气
在美国未婚青少年的性行为非常普遍，而且性传播疾病也普遍存在。为应对这些不良现象，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花费2亿美元，来资助那些劝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工程 (Hein, 2006) 。这些工程形式多样，但大部分通过鼓励青少年作出保持处子之身的公开承诺来提倡禁欲，从而避免未婚性行为 (据说会) 带来的有害的心理阴影，以及各种失败率极高的避孕措施。这些工程的用意良好，但效果甚微。仅仅在作出贞洁保证的1年之后，大多数青少年 (53%) 就拒绝承认曾作出过此类承诺 (Rosenbaum, 2006) 。更糟糕的是，接受过禁欲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显著地戒除性行为，反而在他们开始发生性行为时，不太可能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Klein, 2006) 。而且，禁欲教育的基本依据并不正确：在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发生的性行为 (这正是大多数青少年性行为的类型) ，并不会给人造成有害的心理后果 (Else-Quest et al., 2005) 。
因此，我们要阐明两个观点。第一，知识就是力量。青少年接受到的信息越正确、充分，他们在性方面就越有责任感、越有良知 (Schaalma et al., 2004) 。美国青少年的生育率能达到前所未有的低谷，并不是因为他们禁欲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发生性行为之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使用避孕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6) 。教育能造福人类；信息误导和无知则会造成伤害。
第二，这里出现了另一个构筑人际关系科学的必要道德前提：如果对人类同伴关系所进行的冷静、细致的研究能发现可靠的知识，促进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就应该进行这些研究，即使它们会把我们带入敏感的领域。只要一谈到性行为，有些人就仍然认为无知就是福气，但这种观点是人际关系学家所坚定反对的。
一旦伴侣之间发生性关系，其发生的背景会影响性行为的结果。如果第一次性行为遵循了伴侣明确表达出的爱意和忠诚，则伴侣们常常会把它体验成关系的积极发展，能增加彼此的亲密情感。然而，如果第一次性行为没有这样的表达，性行为的结果通常是使关系发生令人讨厌的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和悔恨 (Metts, 2004) 。伴侣之间的相对权力对比似乎也会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与比自己大上几岁的人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男女双方往往都会体验到更多的悔恨；与年龄差不多的伴侣的第一次性行为相比，这类伴侣的性行为发生得更早、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 (Mercer et al., 2006)。除此之外，人们对性经历产生悔恨这一事件在男女之间差别并不大——当性行为方式与他们的道德不一致、醉酒性交或者没有使用避孕套时，男女两性都会感到深深的懊悔 (Oswalt et al., 2005) ——但还有一点差异值得注意：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后悔没有与某个人发生性行为。男性具有更放任的性态度，所以更喜欢后悔没有去追求某个可能的性机会 (Roese et al., 2006) 。
忠诚关系中的性行为
那么人们发生性行为动机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实在有几百条。当研究者请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列出你能想到的你自己或者你认识的人过去发生性行为的所有理由”时，发现了 237条截然不同的理由 (Mestcm & Buss, 2007, p.479) 。最普遍的积极理由有：“吸引力、感官愉悦、情感、爱恋、浪漫、感情的亲密、性唤醒、取悦他人的愿望、探险、体验、接触、庆祝、好奇和运气” (Meston & Buss, 2007, P.498) 。不常见的理由则更工于心计、冷漠无情，包括各种愿望，比如伤害伴侣 (“伴侣令我很恼火，所以我要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贏得某些优势 (“我想得到提拔”) ，或者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 (“我想给我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性动机显然非常广泛，从利他的动机到报复的动机，从不带感情色彩的动机到具有亲密情感的动机。
发生性行为的各种理由如此纷繁庞杂，可以将其大体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涉及性的情感成分，以性行为作为沟通、传递爱意和忠诚的手段。其二涉及性的肉欲方面，包括从性行为中获得的感官享受和未来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其三是更为实用的理由，包括要实现某些长远目标或完成某些具体目的的愿望，从生孩子到使伴侣嫉妒，范围极广。最后是不安的理由，包括提高个体的自尊或防止伴侣移情别恋。男性和女性都会同等地赞成情感的理由，但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因为肉欲、实用和不安的理由而与人发生性行为 (Meston & Buss, 2007) 。这些差异常常非常细微，但男性所报告的性行为理由仍然比女性更多样化、更实际。显而易见，虽然性行为是表示爱意的行动，但它有时却并不带有浪漫的目的。
人们性行为的次数受到其亲密关系性质 (和持续期间) 的影响。同居的情侣平均每周会有3次性行为，而已婚的夫妻每周的性行为约为2次 (Willetts et al., 2004) 。然而，这两种关系下的伴侣性行为的次数都多于那些单身人士 (Smith, 2006) ,这可能是因为单身人士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性伴侣。已婚人士有时或许会羡慕单身人士性放任的生活，但他们性行为的次数通常比单身人士更多。
另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的年龄 (Call et al., 1995) 。请翻到第8章的图8.3 :老年人性生活的频次一般远不如年轻人。这可能是受到与老化有关的身体变化的影响 (Call et al., 1995) :荷尔蒙水平的减少会降低个体的性欲望，而身体健康的衰退会侵蚀个体的活力，所以性欲望随着年岁的增加而减弱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对于那些长久厮守在一起的夫妻，存在着另一种更微妙的可能性：随着夫妻双方变成熟悉而老套的性伙伴，探索和新奇的兴奋消失殆尽时，从长远来看，伴侣们彼此从对方感受到的激情会最终平静下来 (Vohs & Baumeister, 2004) 。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指出的，这或许是浪漫的爱情随着夫妻关系的延续变得越来越不强烈的一个原因，其影响的程度 (见图8.3) 使我们提出以下告诫：如果你是位年轻人，你的亲密关系能得以维系 (至少部分地) 是因为极度、火热的性生活，如果你期望自己对伴侣的激情、性欲和需要将来都不会变化，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性行为当然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因素是性取向。当他们的亲密关系刚建立时，男同比女同和异性恋者会发生更多的性行为 (见图9.2,在下面我们讨论性欲望时，请牢记这一性行为模式) 。在一起10年之后，每种类型的情侣性交的频次都会下降，但男同频率下降的最多，他们最终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还不如异性恋伴侣。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亲密关系的持续期间，女同性行为发生的次数要少于任何其他关系的伴侣。如果仅仅就女性而论，女性之间的性行为远不及有男人参与时那样频繁。
图9.2根据亲密关系的类型和持续时间而区分的性行为频率差异
纵坐标的数字显示的是，每种伴侣关系中报告每周至少有一次性行为的伴侣所占的比例。图中并未提供同居关系持续超过10年的伴侣的数值，因为这种类型的伴侣人数不足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资料来源：Blurastein & Schwartz, 1983.
不贞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强烈反对处在忠诚伴侣关系中的人发生伴侣外性行为 (ex-tradyadic sex) ,即与自己的伴侣或者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Widmer et al., 1998) 。故而，我们或可预计性事上的不贞会比较罕见。真的如此吗？研究者对47 项不同的调查进行了总结，一共涉及逾58 000名参与者，大部人居住在美国并且已婚，结果发现21%的女性和32%的男性在性方面至少有一次出轨，不忠于他们的爱情伴侣。大部分丈夫和妻子在结婚后从未与其他的人发生过性行为，但约有五分之一的妻子和三分之一的丈夫有婚外性行为 (Tafoya & Spitzberg, 2007) 。
我们都清楚，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会欺骗自己的伴侣。他们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为了性的花样翻新他们常常会追求伴侣外性行为 (而女性则更可能找寻感情上的联系) (Blow & Hartnett, 2005) 。这种不同的性行为风格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伴侣关系中显而易见，同性恋中男性和女性的不贞行为完全不会受到异性的影响。同性恋男子比同性恋女子和异性恋男子有着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 (Peplauet ah, 2004) 。
图9.3描绘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收集了已婚夫妻、同居伴侣、男同和女同伴侣的数据 (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很显然，男同性恋者与其他伴侣相比，都更可能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之外和别人发生性行为。多数情况下，男同的这种性行为方式能得到其伴侣的容许，他们的伴侣也期望同样的自由 (Peplau et al., 2004) 。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异性恋男子的性放任行为没有受到他们女伴保守态度的阻止，很多人就会表现出和男同类似的性行为方式 (Peplau, 2003) 。
图9.3自亲密关系建立后个体报告发生伴侣外性行为的人数百分比
同性恋男子显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但他们不会“欺骗”自己的伴侣。也请注意，同居的伴侣比已婚的夫妻更可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婚姻比同居有着更彻底的忠诚。
资料来源：Blumstein & Schwartz, 1983.
专栏9.3 男性报告的性伴侣人数要多于女性，为什么？
在美国进行的最成功、最全面的性行为调查发现，男女两性在性行为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具体来说，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07) 发现，美国中年男性一生平均有7个性伙伴，而女性平均只有4个。男性还报告比女性更经常地发生性行为。为什么这些数字不一致？你可能会想每次某位男子和新的女伴发生性行为时，女伴也一样牵涉其中。那么，为什么还会惯常地发现这种性别差异？
可能有几个原因 (Willetts et al., 2004) ，一个原因就是研究程序的问题。尽管这些调查的取样方法很仔细，但却通常没有包括那些特定女性 (妓女) 中有代表性的个体，她们会和很多男性发生性行为 (如果只是因为她们晚上不在家，而调查通常是在晚上进行的) 。当研究者努力把妓女包括进研究的样本时，男性和女性报告的性伙伴的平均数量就非常接近 (Brewer et al., 1999) 。
男性和女性往往还对“性行为”的理解并不一样。比如，假若异性恋的伴侣只是进行了口交，男方比女方更可能报告他们已经有过性行为 (Sanders & Reinisch, 1999) 。男女两性都完全同意阴道性交才是真正的“性行为”，但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把并未与之性交的人算作“性伙伴”。
然而，性伙伴数量的性别差异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男性有夸大他们性伙伴数量的倾向，而女性有缩小她们性伙伴数量的倾向 (Willetts et al., 2004) 。男性往往会粗略地估算他们性伙伴的数量，而且倾向于高估，所以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几乎总是用大概的数字，比如“30”，来回答研究者的问题；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提出较为准确的计数，比如26或27 (Brown & Sinclair, 1999) 。相反，女性看来会精确地计算他们的性伴侣，会从他们宣称的总数中减去1到2位性伙伴 (Wiederman, 2004) 。这样的自我报告就容易发生偏差，偏差来源于印象管理和重构性记忆，这两个主题我们在第4 章都曾谈到过，它们也说明研究者在研究亲密行为时会遭遇一定的困难。
还有一点：当询问大学生们在下个学年他们希望有多少个性伴侣时，大多数女性的典型答复是“一个”，大多数男性说“两个” (Fenigstein & Preston, 2007) 。只有极少数的人希望拥有多个性伴侣。所以，在性行为上存在值得注意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希望拥有更多的性伙伴——但很少有人希望与人乱交。
当然，并非所有的男性都喜好乱交，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贞洁圣女。还有比性别差异更重要的个体差异，它使得男女两性都更可能发生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人而言，性行为是与爱情和忠诚联系在一起的：与自己不很了解或不太关心的人发生性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奖赏价值，他们极少与泛泛之交或陌生人发生随意的性行为。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性行为与爱情和忠诚没有多少联系；他们认为“没有爱情的性行为也很好”，与没有感情的人发生性行为也令他们感到满足。这种态度的差另U来自于个体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 (sociosexual orientation) ,它是一种类似于人格特质的信念，可以用来描述个体对性行为的看法 (Simpson et al., 2004) 。杰夫·辛普森和史蒂夫·甘杰斯特 (Jeff Simpson & Steve Gangestad, 1991) 发现，人们在社会性性行为取向上存在个体差异，他们用专栏9.4所列的测量工具来测量人们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只有在忠诚和充满深情的亲密关系背景下才愿意发生性行为的人就具有“保守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而那些在追求性行为时并不寻求足够的亲密和忠诚的人就具有“开放的”社会性性行为指数 (sociosexuality) 。
具有开放的性行为取向的人——即那些在专栏9.4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调查表 (Sociosexu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获得高分的人-- 往往精力充沛、喜欢调情卖俏，总是在寻觅猎取新的性伙伴 (Simeon & Miller, 2005; Simpson et al., 2004) 。他们喜好交际、外向开朗，千杯不醉 (Clark, 2004) 。在全世界，平均来看男性比女性更为开放 (Schmitt, 2005) 。
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和人们的伴侣外性行为可能有关联，对于这点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与那些有着更为保守的性取向的人相比，具有开放的性取向的人一生之中性伴侣的数量更多，更可能欺骗他们的爱人 (Ostovich & Sabini, 2004) 。大卫·西尔和其同事 (David Seal et al., 1994) 在一项聪明的研究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现象，被试是当前正在恋爱的异性恋大学生。被试要观看并评价一些有吸引力的异性约会视频，录像由计算机呈现。看完录像后，告诉被试他们可以输人异性对象的图片，从而可以免费和视频中的人约会，并要求被试表明他们与约会对象发生各种身体亲密接触的意愿强度 (如果他们前往约会并玩得痛快的话) 。研究者发现在社会性性行为指数上开放的大学生有36%的人输人了约会对象的图片，而保守的大学生只有4%的人这样做。 (记住，所有的被试当前正处在恋爱关系中！) 开放的个体比起保守的个体，更有兴趣与新的约会对象发生性行为。社会性性行为指数显然是区分人们是否可能欺骗伴侣的一项重要特征。
专栏9.4 测量社会性性行为指数
社会性性行为指数描述的是个体在缺乏任何爱情或忠诚的条件下，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而感觉心安理得的程度。杰夫·辛普森和史蒂夫·甘杰斯特制订了这一精简的测量工具，即社会性性行为取向调查表 (Sociosexu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来评估社会性性行为指数。请你尽可能诚实地回答下列问题：
过去一年里你和多少位伙伴发生过性行为 (阴道性交) ？ _
你预料未来的5年之内你会和多少名伙伴发生性行为 (请给出具体、真实的估计) ？ _
在同样的环境和场合下，你和多少名伙伴发生过性关系？ _
你有多经常幻想与你当前恋人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请选择) 。 从未有过
每2或3个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2周一次
一周一次
一周数次
几乎每天都有
一天至少一次
没有爱情的性行为也很好。
我能想象我自己在和不同的伙伴发生“随意的”性行为时感到舒心而享受。
在与某人性交时感到舒心和完全享受之前，我必须 (既在情感上又在心理上) 形成对他/她的亲密依赖。
对最后一项 (第7项) 的回答请颠倒计分，计算出的总分在每个项目上的权重并不相同。大体上，每个问题上的较高得分 (总分也一样) 反映了开放的性行为取向，较低得分反映了保守的取向。与总分低的人相比，具有开放取向的人“在他们的浪漫关系中通常更早就会发生性行为，一次更可能与一个伙伴以上的人发生性行为，往往会参与到感情投入较少、不太忠诚和情感联系较弱的性关系之中” (Simpson & Gangestad, 1991, p.879)。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很好地说明了个体的品性特征对性互动的重大影响。
演化学理论对所有这些现象给出了有趣的诠释。男性有着较低的养育投人， 他们能负担得起相对随意的性行为，并且可以认为，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进程中，性选择 偏利于那些与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的男性。可是为什么演化也支持女性背叛欺骗自己的爱人？考虑到女性不贞的行为如果败露，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Kaighobadi et al., 2008) ，这样还会有生殖优势吗？有争议性的回答是，女性通过伴侣外性行为并不能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她可能生育更优秀 (也就是说更健康、更俊美) 的孩子。优质基因假说 (good genes hypothesis) 认为某些女性——尤其是那些配偶不太合意的女性——能从双重交配策略中获益，通过这种策略她们 (1) 能追求到长期的伴侣，为她们提供保护和喂养后代的资源，同时 (2) 暗中从其他男性那里为她们的后代寻求优质的基因 (Piusworth & Haselton, 2006b) 。从某位男性那里获得忠诚和安全，而和另一位男性孕育更高挑、更强壮、更健康的孩子，女性生育的后代就特别可能存活下去并能茁壮成长。
现代人的某些行为模式是与优质基因假说相一致的。首先，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指出的，在每个月能怀上孩子的受孕期，女性会发现外貌性感、对称的男性—— 即那些表现出明显阳刚之气、具有健壮体型标志的男性——特别有诱惑力 (Gangestad et al., 2004) 。其次，如果父母双方能给予子女不同的基因，他们的孩子就会拥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所以其伴侣有着类似基因的女性，比起那些伴侣具有不同基因的女性来，更可能与其他男人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当她们处在受孕期时 (Garver-Apgar et al., 2006) 。如果女性仅仅是为了性的多样化目的而追求伴侣外性行为，那么在每个月仅有数天的受孕期里取悦于其他的性伙伴就显得鲁莽寡谋、缺乏心计，但她们恰恰正是这么做的；女性在受孕期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受到伴侣外性伙伴的吸引，这种倾向在她们的爱人相对丑陋的情况下更为突出 (Pillsworth & Haselton, 2006a) 。
如果我们远古的女性先祖如此行事，她们生养的孩子通常比那些由女性惯常的配偶生养的孩子更为健康和俊美 (因而，她们的伴侣外性行为也能提供某些生殖优势) 。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仍会发生。对67项父子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全世界平均有2%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 (Anderson, 2006) 。而且在美国每400对异卵双生子中就有一对有着不同的生父 (Blickstein, 2005) 。
专栏9.5 形形色色的网络性爱
如今在线上会发生许多真实和想象的性活动。万维网所具有的各种独特的性质能让我们便利而轻松地与他人保持联系：可接近性能让我们接触到数量众多的各色人等，可承受性是指网络约会的成本低廉，匿名性能降低人们的顾虑和防止我们的伙伴跟踪到家 (Subotnik, 2007) 。这样的互动常常发生在“幻想和行动中间的性空间”之中 (Ross, 2005, P.342) ;当我们仅仅坐在家里敲打键盘时，它们就能满足我们的幻想，并且即使我们对伴侣的实际信息知之甚少 (如果真有的话) ，这些交往也会让人感到非常亲密。
网络性爱无伤大雅吗？线上性活动有三大类，它们对面对面的亲密关系有着不同的影响 (Henline et al., 2007) 。首先，人们会寻求色情。大部分人不会认为伴侣浏览色情材料是重大罪过；只有11%的人认为“不忠贞”。但大部分色情材料会贬低女性——把女性描绘成淫荡的骚货，随时准备讨好和取悦男性 ——所以就可能予人不好的经验，对亲密关系造成有害的影响。具体来说，沉溺于色情的青少年往往赞同随意、娱乐的性行为态度，把女性当成性行为的客体，也就是说供男人享乐的工具 (Peter & Valkenburg, 2006, 2007) 。
浏览色情网站是个体独自的体验，但其他形式的在线性活动则涉及与其他人激起性欲的互动。有时仅仅是性的挑逗和说下流话，但如果互动时谈论到性内容是为了获得性满足，就转变成网络性爱 (cybersex) (Daneback et al., 2005) ,比如双方一起露骨地描述性活动而同时都在手淫。网络性爱的双方常常是从未见过的匿名陌生人 (他们说的名字并非真名) ，但许多人 (45%) 认为网络性爱是严重的不贞 (Henline et al., 2007) 。尽管如此，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有可能发生网络性爱，而且不论他们是否置身于忠诚的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之中，其发生网络性爱的概率是接近的 (Daneback et al., 2005) 。
然而，更有影响意义的是最后一种在线性爱，它包含与网络连接的另一终端上的某个人的感情投入。人们的确能与实际上从未谋面过的人建立亲密的联系，39%的人认为这种联系不忠贞。但因为这种伙伴关系通常比典型的网络性爱经历更多的个人色彩——常常包含深刻的自我表露——所以它们常常给现实存在的亲密关系带来很多问题。在线上感情投入太多的人更可能在线下想方设法谋求会面，这样有时就会发生真实的伴侣外性行为 (Henline et al., 2007) 。线上性爱可以是嬉笑欢闹的异想天开，也可以是一本正经地寻找新的性伙伴，我们有时候分不清这两者，直到我们目前的亲密关系受到损害时才后悔莫及。
这些结果表明，在遥远的过去男性偶尔会碰到精子竞争 (sp«m competition) 的情形，当两个或更多男性的精子同时充溢着一位女性的阴道时就会产生竞争 (Shackelford & Goetz, 2007) 。有研究者声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长期演化使得男性的阴茎具备了最完美形状，从而能把其他男人的任何精子从他们伴侣的子宫颈排挤出去 (Gallup & Burch, 2006) 。根据常识人们会认为，第二位性交的男性只会把先前男性的精液从子宫颈推进到女性的子宫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阴茎纵深的抽插会把任何已经出现在阴道里的精子挤压到龟头后方，随后把精子带出女性的体内。的确，与这种看法一致的是，如果女伴把男性置于精子竞争的风险之中，他们往往会表现出特定的性交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阶段里出现更多次非常深的抽插——这特别有可能替换掉先前其他人可能留下的精子 (Goetz et al., 2005) 。
因此，演化学的不贞理论主张，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女性来说具有生殖利益，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男性已经作出适应。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不贞理论则强调伴侣关系当前的质量。一般而言，你能预料到，如果人们对他们当前的伴侣不满意，并且替代伴侣的质量又很高，就更可能会出轨 (Maisel et al., 2008) 。不幸福的爱人如果有着诱人的替代伴侣就不太可能保持忠贞。如果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的确出轨，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与原来的伴侣分手，而与新配偶建立新的长期的亲密关系 (Brand et al., 2007) ;因此，女性更可能因为私通而变换配偶。然而，即使性生活还算满意，如果伴侣间的性行为乏味、单调、次数太少，男女双方都更可能会追求伴侣外性行为 (Krishnamurti & Loewenstein, 2008) 。如果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而伴侣做不到，她们就特别有可能会红杏出墙 (但正如下一节所示，这种不贞并不会那么频繁地发生) 。
性欲望
男性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得分高和不贞行为的多发，或许 (部分地) 是由另一个更大的两性差异所引起。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性驱力 (sex drive) 。他们比女性体验到更频繁、更强烈的性欲望，通常他们的性活动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激励 (Vohs et al., 2004) 。对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男性每周会体验到37次性欲望的经历，而女性体验到的只有9次 (Regan & Atkins, 2006) 。在考察这一性别差异时，请记住在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并且肯定有一些男性并不如一些女性那样好色。尽管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性驱力：
•男性更经常手淫。有着固定性伙伴的男性几乎有一半的人仍然每周手淫一次以上，而置身于性关系中的女性只有16%的人这样频繁地手淫 (Klusmann, 2002) 。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渴望性生活，在性行为次数一样的情形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感到不满足 (Sprecher, 2002) 。
•在亲密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男性希望开始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一般要早于女性 (Sprecher et al., 1995) 。结果，女性通常是新的亲密关系中决定何时开始性行为的“看门人”。通常来看，当他首先想要发生性行为时，他必须等待，但当她想要发生性行为时，他们就能进行。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进行性幻想 (Leitenbergs Henning, 1995) 。男性每周约有 60次想到性行为；是女性心中想到次数的15倍 (Regan & Atkins, 2006) 。
•男性在性上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性玩具和色情素材 (Laumann et al., 1994) 。具体来说，男性有时会付费以获得性交一一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 23%的男性至少有一次为性行为付过款——但女性几乎从来不会这样做 (Pitts et al., 2004) 。
•最后，我们曾经提到过，男性平均比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的性行为 (0St0vich & Sabini, 2004) 。
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性驱力方面的性别差异或许就不是个小问题了。当异性恋的夫妻协商他们的性互动时，上述每一种现象都或多或少地会引起误解或烦恼。有些丈夫得到的性事次数少于他们想要的，就可能会长期遭受挫折感。而同时，他们频繁的性行为常常惹怒他们的妻子。 (在此我们想到了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在1977年击败《星球大战》[Star Wars]贏得奥斯卡金像奖。]中巧妙的一幕：在对分的屏幕上，浪漫夫妻双方都在探访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师问他们的性行为频率：他悲叹，“几乎从来就没有，或许一周3次她则抱怨，“经常发生，我肯定一周3次。”) 在性驱力上典型的性别差异意味着有些伴侣在性欲望方面会面临不协调，这可能会引起麻烦。这种不协调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严重；大多数女性在绝经期之后性欲望都会下降 (Bimbmim et al., 2007) 。一项对德国60岁的老年夫妻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妻子能满足丈夫想要的性行为次数 (Klustnann, 2006) ,对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不会奇怪。
男性比女性期待更多的性行为，可能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女性作为决定性行为发生与否的看门人，会发现男性为了换取性行为愿意作出各种让步 (Vohs et al., 2004) 。男性对性行为的更多兴趣可能使最小利益原则发生作用 :女性控制了男性想要的事物的使用权利，这让她们拥有了影响男性的力量。在某些关系中，性行为可能是“亲密关系市场中女性作为卖方，而男性作为买方的一件待价而沽的珍品” (Baumeister & Vohs, 2004, p.359) 。
这点看上去粗鄙不堪，但情侣们无需介意于这一现象，以免影响他们的交往。相反，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如果长期接受男性许多的礼遇——比如昂贵的约会和其他令人满意的招待"——就应该有义务使他们关系更加亲密 (否则她就应该停止接受这些礼遇) 。咨询专栏作家认可了这一点：“女性并不认为免费的宴请就应以性来报答，但承担所有约会开销的男性却认为女性对浪漫的、最终亲密的关系感兴趣。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被人利用并痛恨此事” (Mitchell & Sugar, 2008, p.B2) 。这一模式的消极后果是，当男性感到女性“亏欠”他们时，就会理直气壮地迫使或强制女性发生性行为。
安全明智的性行为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随意的性行为，但只有部分性行为是安全的。大多数大学生 ——约四分之三——都曾有过随意的性关系 (hookup) ,即和没有恋爱的伴侣发生性关系，而且常常只持续一个晚上，根本不会有任何建立长期关系的愿望 (Paul et al., 2008) 。大多数一夜情的双方是非常熟识的——很多时候性伙伴是自己的朋友——但有很多一夜情 (37%) 的双方并不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 (Grello et al., 2006) 。一些一夜情只有接吻和性爱抚，但大约有一半的当事人会发生口交或者性行为 (尤其如果有人醉酒时) ，如果发生了性行为，大概只有一半的情形会使用避孕套 (Paul et al., 2008) 。
在恋爱关系中性行为更加不安全——大学生在和新的恋人开始发生性行为时，只有一半的人会始终坚持使用避孕套 (Civic, 2000) ——而在校园之外，情况更为严重。对在约会网站上寻找男友的740名妇女 (大多数人的年龄在30岁和40岁左右) 的调查发现，当她们第一次和新的伙伴面对面坐在一起之前，一般非常谨慎；先要进行漫长的对话，检查对方的背景，并且在答应会面之前要商谈好界限，然后才会在公共场合会面，携带上辣椒水喷雾器，或者让一位朋友待在附近。但所有这些小心举措并不能确保安全的性行为。或许因为她们 (相信) 彼此已经非常了解， 30%的妇女在第一次和新伙伴会面时就会发生性行为。并且总体上看，不论何时发生性关系，和线上伴侣会面的妇女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有77%的人不会使用避孕套 (Padgett, 2007) 。
因而，很多人在和新伴侣或者暂时的伙伴发生性行为时，并没有使用避孕套。而在美国每5位少女就有一位感染了生殖器尖锐湿疣 (Tanner, 2008)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了安全性行为。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明智的人却会发生如此多的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几个原因：
•低估了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首先，很多人的数学非常糟糕。比如，某位女性在与某位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正是这种病毒引起了艾滋病) 的男性的一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接触中，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实际上非常低，只有0.2%。但如果这种低概率的事件不断发生，其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必然会提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某位女性与感染艾滋病的男性发生10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她感染Hiv的可能性有多大？人们估计其几率大约为5% ,但实际上高达40.1%。如果他们不安全性行为的次数有100 次，事实上可以断定该女性会变为Hiv阳性；她感染的几率为99.4% (Linville et al., 1993) 。
类似地，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过去性生活活跃的新伴侣身患性传播疾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Sti) 累计的总体风险 (Knauper et al., 2005) ,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妨碍了避孕套的使用 (Civic, 2000) 。性伴侣众多的人比我们想象到的更有可能感染性病，即使与每一个性伴侣单次性接触的风险很低。如果伴侣俊美动人，我们尤其有可能低估这种风险；长相越俊美，我们认识到的风险就越低，如果发生性行为就越不可能使用避孕套 (Knauper et al., 2005) 。
有一种特别的偏差叫特殊安全错觉 (illusion of unique invulnerability) ,也会影响到我们对风险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不幸的事件通常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不会这么倒霉，所以我们不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可以预见到的危险 (Burger & Bums, 198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会感染性病的人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这使得他们更加可能感染性病。
•错误决策。本打算使用避孕套的人有时头脑发热会改变主意，之后又会对他们的决定感到后悔。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作出了糟糕的决定？原因之一是性唤醒。当大学男生变得性兴奋时，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他们清醒时已然不同。花样变化的性行为 (比如掌掴屁股、二王一后的3P、与60岁老妪的性交) 看起来更有诱惑力，存在道德问题的行为 (比如偷偷塞给女性毒品以获得性满足) 看起来更能接受，而避孕套则不怎么令人愉快 (Ariely & Loewenstein, 2006) 。男性一旦变得性兴奋，真的会“失去自制力”。
过量饮酒也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在性唤醒时尤为如此 (Ebel-Lam et al., 2008) 。当人们醉酒后，和别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不太可能会使用避孕套 (Cooper, 2006) ,这部分是因为醉酒使他们忽视了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把性事想得太过美妙 (Macdonald et al., 2000) 。这种现象被称为酒精近视 (alcohol myopia) ,指的是人们在醉酒后思考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会降低 (Steele & Josephs, 1990) 。这种受限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环境线索。人们醉酒后，头脑里只有充满诱惑力的性伴侣，他们完全忘记了之前要使用避孕套的意图，尽管避孕套就装在他们的口袋或者钱包里 (Macdonald et al., 2000) 。酒精和性唤醒显然是导致人们发生高危性行为的罪魁祸首。
•人众无知。随意性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并不如大多数人 (包括寻求一夜情的人) 所认为的那般受人欢迎。男女两性从自己的随意性行为中体验到的乐趣，并不如他们认为的其他人的随意性行为那般愉悦。尤其是一夜情发生性交或口交的女性会感到揣惴不安 (Lambert et al., 2003) 。尽管如此，大多数年轻人仍然认为其他人一般会赞同这类行为，因此他们会感到迫使他们发生随意性行为的社会压力 (Hines et al., 2002) 。
这种心理现象就是人众无知 (pluralistic ignorance) 的表现，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情感和信念与其他人不一样，就会产生人众无知。团体中的人群通过错误解读彼此真实的偏好，最终每个人都认为大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几乎没有人私下支持这种规范。因而，大学男生或许会明智地希望发生安全的性行为，但却又做不到，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安全性行为并不流行。我们对他人态度和行动的判断会影响我们的性行为，但这些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 (Lewis et al., 2007) 。
•权力不等。在第12章我们将看到，权力是让伴侣按你的期望来行事的能力。如果伴侣双方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而强势一方反对使用避孕套时，他们就不太可能会使用避孕套 (Woolf & Maistro, in press) 。一般而言，伴侣双方中女方权力越大，她和伴侣在发生性行为时就越有可能使用避孕套 (Pulerwitz et al., 2000) 。
•禁欲教育。为了使青少年相信禁欲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一些禁欲教育工程对学员宣称避孕套没有作用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Hubler, 2004) 。适得其反的是，当这些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时——大多数青少年都会这样做——他们与其他的青少年相比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更低 (Klein, 2006) 。
•亲密感和愉悦度的减少。在所有影响安全性行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阻碍或许是，如果人们不使用避孕套通常能更好地享受性生活。男女两性都觉得如果没有避孕套，性事更令人快乐，并且男性尤其可能喜欢没有防护的性行为 (Randolph et al., 2007) 。未使用避孕套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性事更为亲密，情感上也更为满足 (Smith, 2008) ,因此，很多人 (30%的男性和41%的女性) 的性伙伴试图说服他们不要使用避孕套。显而易见，有着10位以上性伙伴的人——因而其身患性病的累积风险非常高——和性伙伴人数较少的人相比，更有可能劝阻他们的新伴侣不去使用避孕套 (oncale & King, 2001) 。
避孕套的使用显然受到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支配。教育可以消除人们的错误认识，但要改变对避孕套冷漠、厌恶的认知却非常困难。这里给读者两条建议。当把避孕套当做性生活前戏的一部分时，避孕套不太可能会“大煞风景” (Scott-Sheldon & Johnson, 2006) 。不要认为避孕套是打断你们做爱的烦心之物；时机适当时，帮助你的伴侣戴上避孕套，能创造性地、从容不迫地提升而非降低你的兴致和预期。我们还建议，当你的确使用避孕套时，在今天，比不使用避孕套能给伴侣双方传递出更多的尊重、关心和关注。说服你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新伴侣，很可能不如乐于尊重你意愿的伴侣珍视你和你们的亲密关系 (Davidovich et al., 2006) 。请理直气壮地要求新的伴侣使用避孕套，你当然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如果你提到避孕套，大多数人是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