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改革的策略体现了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的特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反思十年“文革”的问题和拨乱反正开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现，旧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政治体制改革在策略上
坚持了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的思路。“破”就是扫除和改革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在“破”的方面，废除和改革了不合理的一些制度：比如废除了“政社合一”的政治体制；多次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了“党政合一”的领导制度和国家制度。在“立”的方面，确立、改进和完善了诸多制度：比如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选举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实施了公务员制度；确立和完善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等。
３．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际国内大背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适应这个新形势，我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文化发展自身的需要，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总的来讲，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文化体制改革。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文化体制改革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逐步推开，文化建设取得可喜成就。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个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空前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另一个是中央政府宣布建立经济特区，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两项重大改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特别是从社会观念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整个中国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的改革铺平了道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枟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枠的文件，枟决定枠确认我国的社会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枟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枠。枟决议枠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这个决议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的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为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走向深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引领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南方讲话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不可动摇性，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无疑对于文化体制改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十四大提出了“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报告中提出的“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内容催生了文化产业概念。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编着的枟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枠一书中，“文化产业”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是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８日，枟中国文化报枠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由此开始，文化产业的概念就比较多地使用起来。１９９３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枟政府工作报告枠中对文化体制改革做了进一步的部署，提出要“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办文化，培育和发展健康的文化市场；对需要扶持的文化艺术门类，国家要给予必要资助。制定文化发展政策，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根据精神产品的特点注重社会效益，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第三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开始提速并由被动改革向主动改革转化，文化建设的各大领域进行了重大探索，文化生产力不断得到提高。文化体制改革走过近２０年，到９０年代末，对于走出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之路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文化体制改革到这个时期，已经由不得不改革向主动改革转换，由主要模仿经济体制改革向把握文化体制改革自身规律转换。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枠和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枠两个文件为标志，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枠提出了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一系列基本方针。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枠提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对５～１０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和原则性的意见，并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文化产业”概念的正式确立，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但是，这一时期尽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四阶段：２００２年至今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理论趋于系统化、明晰化，实践中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和整体推进阶段。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提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原则是“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十六大开始，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一系列重大政策出台。首先是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内容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１０月１４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枠又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突出了文化建设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将十六大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细化，提出要“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明确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求“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１２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提出要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２００３年底，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枟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枠，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２００４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枠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针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奋斗目标所作出的纲领性理论阐述。明确提出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新时期我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根本指针，也是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根本指针。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论断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六大报告这样为先进文化定义：“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先进文化实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就在于：它既能为当下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焕发该文化群体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同时又能超越具体的时代环境而具有人类普遍和持久的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作为思想武器，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适应的文化进行改造，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其实是文化传统的精华、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和融合。在这样的文化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但保存着，而且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的诠释；现代文化不但被纳入进来，而且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不但保留了自己的基本观念，而且还吸收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市场经济文化的积极成果，丰富了自己。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文化发展中的真正质的变化和飞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作为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并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营造良好环境。为此，需要创新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对文化领域的宏观调控；创新企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文化发展的微观运行活力；要完善市场机制，不断提升市场手段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党的十七大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必须突破的重点难点。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要看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不断提升，使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密切关注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认真做好有关法规、规章的“废、改、立”工作。由于制定法律法规论证、起草、修订等程序上的复杂性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文化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然而文化体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又会碰到很多急需法律依据的问题，因而在改革实践中这种冲突经常出现，在文化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实效性与严肃性的问题。逐步调整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那些改革中急需用法律规范和调整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抓紧制定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立法层次和立法质量，以改变文化立法滞后的状况，抓紧制定有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使改革工作在法制的基础上顺利推进。
４．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十分重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次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体制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提出要四方参与，党委、政府、社会、民众都来参与。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主导，社会协调是依托，民众参与是基础。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地区的差别，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各种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存在，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无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