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和伴侣的判断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好像这是我们看待自己所面临情形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观点往往都是通过选择而采纳的，作出的这种选择进而会提高或降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在第3章所看到的，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人们对爱人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 (Tran et al., 2008)。但人们得到的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对自己的伴侣构建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 (positive illusion) 来判断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 (Holmes, 2004)。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Murray & Holmes, 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 (Neff & Kamey, 2003)。他们还认为伴侣的积极品质非常特殊，比他们的缺点更为罕见、独特，而缺点则是人们普通存有的陋习 (Goodfriend, 2004)。所以，忠诚的爱人往往了解所有的实情，但作出的解释却与众不同 (Gagn6 & Lydon, 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 (Murray et al., 1996a) 。
对爱人持有这么高的看法是否会带来危险？如果伴侣不符合这样积极的评价，是否必然使人沮丧？答案取决于积极错觉与现实的不符合程度有多大 (Neff & Kar-ney, 2005)。如果人们硬要自欺欺人，在伴侣身上虚构出令人期待的品质，结果注定是要幻想破灭的 (Miller, 1997b)。新婚燕尔的夫妻如果发现伴侣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其不满情绪会日益增加 (Watson & Humrichouse, 2006)。另外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大度的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 (Murray et ah, 1996b)。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会增强我们的自尊 (Murray et al., 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 (Murray et al., 1996b)。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爱情、信任和持续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 (Miller et al., 2006) 。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 (Fletcher et al., 2000a)。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心里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 (Boyes & Fletcher, 2007) ——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归因过程
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 (attribution) 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 (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 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原因，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并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大多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常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 (如人格、能力或者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 (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 (Forsyth & Schlenker, 1977)。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普遍的，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特殊的，只影响少数方面。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担有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强烈的行动者/观察者效应 (actor/observereffect) 的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 (Malle, 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作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 (Robins et al., 2004)。更糟糕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 (Harvey et al., 1978)。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 (Arriaga & Rusbult, 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 (Malle, 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 (Miller & Schlenker, 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 (Thompson & Kelley, 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的自利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会有偏差 (Kruger & Gilovich, 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辞；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利偏差式的认知明智而准确 (Pnm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 (Kruger & Gilovich, 2004)。
这一现象发人深思，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设想郭靖上床睡觉时想道：“我敢打赌明天黄蓉躺在床上看到早餐时肯定很高兴。”他打算为黄蓉做点什么，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而沾沾自喜。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却可能仍感觉良好：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的心。相形之下，黄蓉只能从郭靖的行动来评价他；她又不会读心术怎能懂得郭靖心中所想，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靖的好心好意。信息来源的不对称使郭靖认为自己是位比黄蓉 (或任何人) 所能得到的要更体贴的伴侣。 (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你或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但失望的亲人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作出自利式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存在于彼此的自利偏差就比与其他人相处要少得多 (Sedikides et al., 1998)。尽管如此，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存在自利偏差。特别是发生争吵时，夫妻都倾向于认为争吵是对方的过错 (Schutz, 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伤风败俗、令人痛彻心扉 (Buunk, 1987)。
所以，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错误，而不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的确，第三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伴侶双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 (Fincham et al., 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亲善之处而缩小了伴侣的冷酷方面，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 (Mcnulty et al., 2008)。但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 (Fincham, 2001)。不幸的伴侣作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 (见图4. 3)。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的怎样好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意被看做是偶然的，伤害被看做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悲观 (Pearce & Halford, 2008)。具体来看，依恋的两个基础维度似乎有不同的作用：高忧虑被弃的人更易于责备伴侣的不当行为，而回避亲密的人对于伴侣的体贴行为根本不放在心上 (Collins et al.，2006)。高神经质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可能作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 (Kamey & Bmdbury, 2000)。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和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会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的选择。
图4. 3幸福伴侣和痛苦伴侣所作出的不同归因
改善关系的归因让伴侣肯定体贴、慷慨的行为，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认为它是一时的过错。维持苦恼的归因刚好相反，责备伴侣的不合心意的行为，却并不肯定伴侣的良好举止。
资料来源：Brehm & Kassin, 1990.
记忆
对亲密关系当前事件的知觉，显而易见影响深远。人们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在影响亲密关系方面也一样重要。
人们往往以为自己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如实表征。特别地，人们可能会信任生动的回忆，因为它们看来如此确凿而具体。但一项历经数年的研究清晰地表明，随着新事件的发生，即便是生动形象的记忆，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篡改和更新 (Schacter, 1996)。所以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往往混杂着过去已经发生了的和最近才知悉的信息。心理学家用重构性记忆 (reconstructive memory) 这一术语来描述随着新信息的获得人们不断地修订和改写记忆。
重构性记忆影响着亲密关系。举一点来说，伴侣彼此目前的感情会影响对共同往事的记忆 (Mcfarland & Ross, 1987)。如果当前幸福，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如果伴侣痛苦，亲密关系在走下坡路，人们会低估过去曾有的幸福和情意。记忆的这种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环境，但常使人觉得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直比实际上的更稳定、更可靠——这会让人滋生有害的过度自信。
错误记忆好的一面是，伴侣能对未来保持乐观。任何时间点，满意的爱人都还可能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最近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幸福 (Kamey & Frye, 2002)，未来看上去也一片光明 (Newby-Clark & Ross, 2003)。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纵向追踪这些幸福的配偶，即使他们彼此的满意程度日渐削弱而不是增加，他们仍会再三地告诉你这一点 (Frye & Karney, 2004)。显然，通过记忆亲密关系中那些并没有发生过的新近改善，伴侣们比其他情况下更为幸福。
如果像这样重构历史，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一般会一起努力构造共同经历过的生动故事，这比任何单方独自的记忆更加丰富、具体 (Wegner etal, 1991)。每一方或许都能说出某些事件的细节，而他们共同的回忆内容可能相当广泛。
这些记忆也是他们对新事件作出共同反应的基础。伴侣们叙述的亲密历史故事，会影响后来现实生活中双方对交往所作出的解释 (Mcgregors: Holmes, 1999)。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一项研究仔细检查了伴侣双方对过去的记忆 (Buehlman et al., 1992),研究者能据此准确地预测三年后哪对夫妻会离婚。婚姻关系陷入危机的夫妻对亲密关系早期岁月的回忆，比可能维持婚姻的夫妻的回忆更缺少关爱；他们记得的多是混乱不堪的求婚、相互一致性太少和最后完婚时更大的失落。这种回忆可能反映了过去的真实。但是，现在重温这些记忆，这些夫妻显然会使自己的将来遭遇更大的挫折 (Mcgregor & Holmes, 1999)。正如其他知觉一样，人们叙述的故事、重温的记忆都会影响后来的解释、情感及亲密关系中的行为 (Oishi & Sullivan, 2006)。
关系信念
人们还带着人际关系的固有信念步入亲密关系。这些信念以心理结构的形式组织起来。心理结构又叫图式 (schemas),能对人际关系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归档，更重要的是，能据此提出连贯一致的假设说明人际关系是如何运行的 (Solomon & The-iss, 2007)。在人际关系图式中有一套很常见的相互关联的信念，即浪漫主义 (romanticism),浪漫主义者认为爱情应该是选择伴侣的最重要的依据 (Weaver & Ganong, 2004)。他们认为： (1) 与伴侣的爱情是完美无瑕的； (2) 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完美的“真”爱； (3) 真爱能克服一切障碍； (4) 一见钟情是可能存在的。这些浪漫信念显然能为刚建立的亲密关系增添一抹玫瑰色彩——浪漫情侣比不浪漫的情侣体验到更多的爱意、满足和忠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削弱 (Sprecher & Metts, 1999)。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很少能满足这么高的期望。
至少浪漫信念看起来相当有益，其他一些信念则显然有害。人们对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具有负面作用 (dysfunctional)，也就是说，它们对亲密关系的质量有不利影响，使伴侣对亲密关系更不易满足 (Goodwin & Gaines, 2004)。什么样的观念有害呢？应警惕以下六个观点：
•争吵具有破坏性——争吵就表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如果彼此深深相爱，就不会发生任何争执。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偏好，根本不需要告知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必须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那只说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
•伴侣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旦亲密关系变糟，就无法得到改善。如果爱人曾伤害过你，毫无疑何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爱情是忠贞的，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神奇美妙、令人满足的。伴侣应该经常渴望并为性生活做好准备。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要非常不同，很难真正理解对方。
•美好姻缘天注定——根本无需努力来维护美满的夫妻关系。夫妻要么彼此脾性相投、快乐到老，要么格格不人、争执一生。
数年前就有研究者识别出这些有害的观点 (Eidelson & Epstein, 1982),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这些观点导致了人们亲密关系中的困扰和不满 (Fitzpatrick & Sollie, 1999; Knee etal_，2003)。这些观点是不现实的。如果争吵的确发生——争吵总是会发生的——持有以上观点的人就会认为事态极其严重 (Franiuk et al., 2004)。任何争议都意味着他们的爱是不完美的。更糟糕的是，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些观念错误的伴侣并不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改善关系。由于相信伴侣不会改变、真爱天注定，他们就不会设法去解决问题，而只是逃避问题 (Franiuk et al.，2002),他们更愿意结束不幸福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努力去修复亲密关系 (Knee et al., 2003)。
在关系信念的研究中，有学者把上述观念叫做宿命信念 (destiny belief),因为这些信念认为伴侶要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姻生活注定幸福美满；要么不是冤家不聚头，婚姻生活注定痛苦悲惨 (Knee & Bush, 2008)。宿命信念从僵化呆板的角度来看待亲密关系：如果伴侣双方注定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在相遇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不会碰到任何疑虑或困难，一旦两个梦中情人相遇，就必然有美满的未来。
另一类观念叫成长信念 (growth belief),其对爱情的看法截然不同 (Knee & Bush, 2008)。成长信念认为幸福的关系是努力和付出的回报。如果伴侣一起努力战胜挑战、克服困难，良性的亲密关系就能逐渐建立起来。其基本假设是：只要努力付出，几乎任何亲密关系都能取得成功。
表4.1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
这里列出的是奇普·尼 (Chip Kee, 1998) 测量宿命观念和成长观念的量表。请依据下面7点量表来评价你对每个问题同意或反对的程度^
1 2 3 4 5 6 7
强烈反对 强烈同意
1.谈恋爱的情侣要么能和睦相处，要么格格不人。
2.理想的亲密关系是逐渐发展的。
3.美满关系的关键往往是从一开始就要找到般配的伴侣。
4.亲密关系中的挑战和障碍只会让爱变得更深厚。
5.恋爱中的情侣要么注定能融洽相处，要么不能。
6.美满关系的关键往往是要学会与伴侣一起解决冲突。
7.亲密关系如果开局不太好，则必然以失败告终。
8.美满的关系是经过艰苦努力和解决双方的矛盾而形成的。
你肯定能猜到，奇数项评价的是宿命信念，而偶数项评价的是成长信念。在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的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就包括这些测量项目以及W条其他项目，但这些经典的项目仍然是这两套信念的最佳示例。你偏向哪种信念呢？
资料来源：Knee, 1998.
专栏4. 2 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念相差很大，而与人们看待伴侣的方式紧密关联的另一个个体差异是依恋类型 (Mikulincer & Shaver, 2007)。 依恋类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模块”：他们亲密关系的观念不一样；对伴侣行为的预期不一样•，对伴侣所作所为结果的评价也不一样。我们曾提到过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更可能作出改善关系的归因 (Pearce & Halford, 2008)，他们也不太可能持有不良的关系信念，如宿命信念 (Stackert & Bur-sik, 2003)。安全型的人更信赖自己的伴侣 (Mikuincer, 1998)，认为伴侣会给予自己更多的支持 (Collins & Feeney, 2004),对亲密关系的未来展望也更为乐观 (Rowe & Camelley, 2003)。他们比不安全型的人也更可能记起过去发生的积极事件 (Miller & Noirot, 1999)。安全型的人比回避型的人更易于对他人作出正面评价，但不会像焦虑型的人那样轻率地给他人下结论 (Zhang & Hazan, 2002)。总的来说，安全型依恋的人在判断别人时比不安全型的人更宽容、乐观和友善。
正如第1章所述，依恋类塑会发生改变。但不管人们属于何种依恋类型，他们都倾向于记住和他们当前认知一致的事件 (Feeney & Cassidy, 2003)。令人欣慰的是，在具有奖赏意义的亲密关系中获得的积极经验，如果有助于人们逐渐形成轻松、信任的亲密关系观念，那么过去感受到的不愉快认知就会逐渐被遗忘。
我们都能看到，在面临困难时，不同的关系信念会引起不同的结果。如果夫妻发生争吵或者伴侣偶尔做错，持有成长信念的人更忠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更乐观地相信任何伤害都能得到修复 (Knee et al., 2004)。持有成长信念的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爱人的缺点；相形之下，带有宿命信念的人一谈到伴侣的缺陷就充满敌意 (Knee et al., 2001) 。
很显然，某些关系信念比其他关系信念更有适应意义 (Miller et al., 2008)。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观念往往较为稳定而持久 (Franiuk et al., 2002),但教育和领悟可以改变它 (Shaip & Gancmg, 2000)。确实，如果你有上述的宿命信念，希望本书对你有启发作用。不现实的观念是如此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没有任何亲密关系能达到它的标准。
期望
关系信念是对亲密关系性质的总的设想，如果它们是错误的 (正如起消极作用的宿命信念)，则错误会延续下去。相形之下，人们却能期望他人作出某些特殊行为，即使这些期望一开始是错误的，后来却能变成现实 (Rosenthal, 2006)。这就是 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指错误的期望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它会诱导被期望人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期望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的力量，因为预言中的事件之所以能发生，只是因为人们期望它的发生，并且被期望人就像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
我们一起来考察图4. 4,详细看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怎样进行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步是知觉者形成对目标 (他人) 的期望，即预测目标会怎样行动。目标的各种信息，诸如年龄、性别、种族、长相吸引力和社会阶层等，都会在知觉者意识不到的情形下影响他的判断。
然后，接下来是重要的第二步知觉者行动，知觉者通常会以与自己期望一致的方式来行动。的确，知觉者很难避免微妙地传达出对目标的看法 (Biesanz et al., 2001)。比如，赞许性期望的知觉者与否定性期望的知觉者相比，与目标交往的时间更长、更频繁，有着更多的眼光接触，坐得更近，更多微笑，问的问题更多，鼓励更多的反应等 (Rosenthal, 2006)。
知觉者行为的接受方 (即被期望的人) 可能注意到所有的这一切，目标的解释会影响他/她自己的反应 (Stukas & Snyder, 2002)。然而，多数情况下在第四步当目标作出反应的时候，其方式与知觉者对他/她的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对热情常报以兴趣 (Snyder et al., 1997),敌意则还以反击 (Snyder & Swami, 1978a)，轻浮则回应诱惑 (Ridge & Reber，2002)。因而，知觉者往往从目标身上引出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如果知觉者没有刻意寻找这种行为，目标的行为或许会大为不同。
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本质，所以在最后一步知觉者解释目标的反应时，知觉者不太可能认识到他自己在引起目标反应中所起的作用 (Mcnulty & Kamey, 2002)。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会使知觉者把目标的行为归因于目标自己的性格或心情。毕竟，知觉者在目标身上发现了自己期待的行为；还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知觉者的预期是正确的吗？ (这也是人们在判断他人时往往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当错误的期望变成现实，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 这也是对他人知觉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这些知觉不仅影响到对所获信息的解释，也指导着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常从别人身上验证了我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中的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期望造就了他们的现实。
图4.4自我实现的预言
知觉者原本错误的期望在与目标互动的过程中似乎变成真实的了。
资料来源Leary & Miller, 1986_
研究者通过一个精巧的实验演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Snyder et al., 1977)。研究者让明尼苏达大学的男生相信和他们在电话里聊天的女生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非常丑陋。主试让每位男生看一张他们即将结识的女生的假照片，然后将谈话录了下来看会有什么结果。认为自己在和美女聊天的男生比认为和丑女聊天的男生有着更髙的期望，在交往开始时他们更为热切和投入。听谈话录音的人也认为他们好交际、热情、外向和勇敢。男生对女生的判断 (大部分是错误的) 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对待女生的行为中。女生又是如何应对男生的这些行为呢？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贴上漂亮或丑陋的标签，但肯定知道与自己交谈的男生是热情还是冷漠。结果，男生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被认为美丽的女生听起来更吸引人，对兴味盎然的男生报以热情和魅力。相形之下，被认为丑陋而且被男生淡漠对待的女生听起来相当乏味。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男生的期望是否正确，他们都从女生那里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行为。
对他人的期望能引导我们对他人做出的行为，所以期望具有促动作用。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是，研究者先误导被试的期望：陌生人要么喜欢他们，要么讨厌他们，然后让他们与该陌生人交谈 (Curtis & Miller, 1986)。实验中研究者告诉被试，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的人际交往，研究者会提前给陌生人一些关于被试的虚假个人信息，所以与陌生人见面时，被试会预期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友好或者冷漠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陌生人知道被试的任何信息，对这次交往是好是坏的虚假期望只不过是被试的臆想罢了。 (想象一下你也参与这个实验：你认为即将谋面的人已经喜欢或者讨厌你了，但那人实际上对你一无所知。) 结果怎样？人们实现了他们的期望。预期自己将被人喜欢的被试与陌生人打招呼时富有魅力，开朗而积极——他们的言谈举止讨人喜爱——并且真的得到了陌生人的喜爱。然而，预期自己被人讨厌的被试则显得小心翼翼、戒心重重、畏畏缩缩，对方也的确讨厌他们。错误的期望再一次使他们的行为变为现实——积极的期望对人际交往有所裨益，而消极的预期则相反。
的确，长期对他人持有不同期望的人逐渐会制造出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 (Reich, 2004)。例如，一项研究计划发现，经常忧虑被他人拒绝的人，其行为方式往往更可能遭人拒绝 (Levy et al., 2001)。对拒绝高度敏感的人经常会紧张地感受到别人的怠慢，即使没有人有意冷落他 (Downey et al., 1998)。他们反应过度、心惊胆战，比一般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和戒心 (Downey et al., 2004)。他们的行为令人讨厌，因而他们自己以及伴侣往往对亲密关系感到不满足 (Downey et al., 1998)。
对拒绝敏感的反面或许是乐观主义，即总是期望好事发生。长期乐观的人比那些不太有希望的人享有更满足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积极期望对伴侣关系有所裨益。他们与悲观主义者相比，感受到伴侣更多的支持 (Srivastava et al., 2006)，他们自信能和伴侣一起紧密合作，创造性地完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Assad et al., 2007)。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的期望显然使他们能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直面任何难题，这实际上也让问题变得更易于处理。
专栏4. 3 无意识的社会认知
看到这里，如果你停下来稍作思考，或许会意识到我们目前谈到的社会认知的大部分内容。某些归因、信念和期望也许是习惯性的：在还未考虑或思索的情况下，它们就自动地起作用了。但它们仍是能意识到的过程：如果你把注意力指向它们，就能识别它们，感觉到它们的作用。
不过，亲密关系对我们的某些影响，我们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从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中学到的经验，会影响我们之后的行为，而我们却可能从未注意到 (Chen et al., 2007) 。
比如，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所具有的主要感情，有时会反复出现。例如你父亲或许曾经一直敦促你在学校要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现在，如果有些事物隐隐约约地使你想起父亲——你热爱他一一你或许比没有想起他的时候，更能坚毅地面对困难的任务 (Fitzsimons & Bargh, 2003)。你或许会奋勇地行动，就像父亲就站在你的身后，催促你向前。反之，如果你不喜爱自己的父亲，却又想起了他，你或许会做一些他不希望你做的事情 (Chartrand et al., 2007)。这一现象令人兴奋的地方是，“提醒物”可以是快速在你眼前闪现的父亲的名字，快到你自己都不能确定看到的是什么 (Shah, 2003)。这种情况下，你或许未曾有意识地想到父亲，或许没有认识到下意识地提醒到他，尽管如此，你与他过去的经验会指引你当前的行为。
此外，我们常不经意而又习惯性地把过去的经验带到新的人际关系中。如果我们碰到的新朋友类似于过去的伴侣，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反映了过去习得的经验或负担的心理包袱 (Brumbaugh & Fraley, 2007)。如 果新结识的人类似于曾苛待过我们的人，我们会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自热而然地冷漠地对待他们。这样的行动反过来或许会引起他们不太友好的反应。就这样，在我们并未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就已经开始制造出新的、与过去的痛苦经历类似的不快乐的人际关系 (Berenson & Andersen, 2006) 。
令人欣慰的是，无意识过程的影响也能为我所用。如果新结识的人类似于你曾愉快相处的人，你们之间的交往开局就特别好。虽然你并未有意识地想到以前的伙伴，你或许 (并非有意为之) 会表现得比你平常更热情、更快乐、更善于交际 (Chen et al., 2006)。
所以，我们意识不到记忆和期望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影响。在我们不知悉的情况下，某些事件就引发了过去的人际关系中习得的无意识倾向，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无意识倾向的存在。'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人们肯定会了解对他人的错误期望这一事实真相。当人们日渐变得熟悉彼此，某些最初还站得住脚的预言会消失。相反，如果人们仍根据自己先前的期望持续行事，某些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存在若干年 (Smith et al., 1999)。总之，对伴侣的知觉、作出的归因、带人新的人际关系的信念和期望等因素，对随后的人际事件或许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彼此作出的评价也有影响 (Holmes, 2002)。同悲观主义者相比，期望他人值得信赖、慷慨大方、充满关爱的人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确很好。
自我知觉
知觉具备力量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人们对自己形成的评价。在第1章讨论自尊时我们曾提到，自我评价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高自尊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报。而低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 (Baldwin & Keelan, 1999)。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 (Mikuiincer & Shaver, 2007)。
但自尊只是更宽泛的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的一部分。自我概念包括人们对自己所形成的全部信念和情感。我们的自我概念包含广泛的自我了解和自尊，自我概念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Sedikides & Stmbe, 1997)。一方面，我们从他人那里寻求能提升自我概念的反馈，并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合乎他人心意、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喜欢听到关于自己的正面信息，并设法与那些能帮助我们树立正面自我形象的人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听到与自己信念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所以我们还需要能支持自我概念的反馈 (Swarm et al., 2008)。且不管好坏，自我概念在构建人们的世界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生活可以预见，也支持了人们对每天行动结果的连贯一致的期望。如果没有稳定、牢固的自我概念，社会生活将会变得混乱无序，而不断地面对和自我形象矛盾的信息则会令人感到气馁。正因为此人们还从他人那里寻求和自我看法一致的反馈，这能证实他们现存的自我概念 (Sanitioso & Wlodarski, 2004)。
这两种动机，自我提升 (self-enhancement,对正面的、褒扬的反馈的渴望) 和自我证实 (self-verification,对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反馈的渴望) 能手拉手和谐地出现在喜欢自己和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们身上。当这样的人和表扬及恭维他们的人交往时，获得的反馈同时具有自我提升和自我证实作用。但对于那些真正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和不招人喜欢的人而言，情况却更为复杂。他人的正面评价使他们感觉良好，但却会威胁到他们的负面自我形象；负面的反馈和批评确证了他们的自我概念，但感觉糟糕。
这两种动机如何在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身上共存？答案之一是具有不良自我概念的人喜欢人们表扬他们自认为重要的才能，但却更偏爱对其综合价值能自我证实 (Neff Akarney, 2002)。只要表扬不和人们宽泛的自我概念矛盾，人们似乎更喜欢随处可得的令人振奋的恭维。自我提升的动机看上去是个自动化的、相对无意识的、主要为情绪性的反应，而自我证实动机却根源于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认知。这就意味着具有不良自我认知的人喜欢他人的表扬和恭维，但一旦有机会思考时，他们就不会相信和信任这些反馈 (Swann et al., 1990)。
那么，这又会怎样呢？这些现象对于人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人们认真地选择伙伴，他们会选择那些支持他们现存自我概念的亲密伴侣，不论自我概念是好是坏 (Swann et al., 2008)。看一个例子：设想你在大学生宿舍和人共住一个两人间，学年结束时问你是否愿意更换室友。如果你有正面的自我概念，你的室友喜欢与你相处并告知了你。你想离开吗？可能不会吧。但如果室友讨厌你还不断地贬低你，你或许就想走了。你不会愿意和与自己看法有争执的人住在一起，因为整天面对这样矛盾的观点会让你身心疲倦、厌恶透顶。
现在设想你有个糟糕的自我概念，分在一起的室友一直恭维你。这样的表扬的确能提升自我，听起来也顺耳，你还想得到更多表扬，是吗？不对！因为保护和维持我们现存的自我概念的动机非常强烈，以致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希望逃离喜欢和赞同他们的室友；他们宁愿室友不喜欢自己 (Swarm & Pelham, 2002)。这种不赞成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打消了接受者的疑虑：这个世界还是能预测的。
在爱情关系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选择约会的恋人，自我提升是很重要的动机，人人都会寻找喜欢和接纳自己的伴侣。所以，即使有着不良自我概念的人也会追求能提供积极反馈的伴侣 (Swann et al., 2002)。不过，在相互依赖更多、更投入的人际关系 (如婚姻) 中，自我证实的动机居于主导 (这种现象叫婚姻转变)，人们需要支持他们自我概念的反馈 (Swann et al.,1994) (见图4.5)。具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人如果发现爱人不断表扬和欣赏他们，他们逐渐会找出各种办法尽可能地避开自己的配偶：
设想有位男士把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表扬都解读为过誉之词。虽然这些表扬起初让他觉得乐观而幸福，但如果他最后判断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子，正面光辉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了过分称赞的评价，都会使自己不安、并认为对方很虚伪 (Swann, 1996，p_118) 。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即使伴侣贬低自己，他们也能够亲密相处。 (当然，那些具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相处方式则刚好相反。)
图4. 5自我证实中的婚姻转变
在恋爱的伴侣关系中自我提升非常明显；那些赞赏我们的恋人比那些认为我们有缺陷的恋人更让我们感到亲密。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自我证实的动机就居于主导。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的确认为不赞赏他们的配偶比赞赏更亲密。如果你现在的爱人自尊较低，当心婚姻转变这个现象。
资料来源：Swann, De La Ronde, & Hixon, 1994.
Quote
"专栏4_4 自恋与亲密关系" 负面的自我概念显然对亲密关系有不利的影响，但过于正面的自我概念亦会产生问题。自恋者对自己的才能、魅力和自我价值的认知极度膨胀，非常不符合现实。他们的自我知觉是虚浮夸大的 (Campbell & Foster, 2007),这样的社会认知模式对他们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自恋者容易受到强烈的自利偏差的影响 (Stucke, 2003);如果事情顺利，他们把所有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如果事情不顺，他们是不会承担一点罪责的。对他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记忆也常出错；他们记得的接纳和赞许比实际上得到的要多 (Rhodewalt & Eddings, 2002)，但仍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 (Mccul-lough et al., 2003)。的确，他们特别难容忍别人的拒绝；过分的自尊使他们对臆想中的怠慢反应过度。因为自我膨胀，一旦他们判断出别人不尊重或不关照自己，就会感到非常委屈，进而作出比常人更愤怒、**更具攻击性的反应** (Twenge & Campbell, 2003)。
而且，当他们建立紧密关系时，从长远来看并不如其他人那样忠于自己的爱情伴侣 (Campbell et al., 2002)。他们傲慢的特权感使得他们四处寻找比目前的伴侣更合意的伴侣 (Campbell & Foster, 2002)。他们也不会去努力取悦目前的伴侣，却总是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显然自恋者结交的都是相当糟糕的伴侣，但要一开始就看穿他们却非常困难 (Hotchkiss, 2003)。他们的自信早先是能打动人的，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认识到他们是多么自私、小气和暴躁。所以自恋者常以“致命的吸引” (fatal attraction) 形式出现，一开始或许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来看却是要人命的 (Brunell et al., 2004)。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挑战，在判断未来的亲密伴侣时要尽可能地运用辨别力和洞察力。
总的来说，自我概念对人们选择亲密伴侣具有导向作用。他人的赞许和接纳令人愉快，但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确证自我认知的反应。这就意味着虽然大多数人对那些赞美他们的伴侣感到很满足，但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不会这样；他们觉得能证实自己糟糕的自我观念的伴侣更理解自己、感觉更亲切 (Campbell et al.,